值得注意的是：當太祖、太宗朝，部份任職的“都元帥”在名銜前同時冠有地方路的名稱。《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師魯國忠武王》：“太祖十三年，王（木華黎）惜其勇，授［攸］興哥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十四年，以義州［路］監軍廷植弟李七（守忠）權河東南路［都元］帥府事”57。《光緒畿輔通志》卷一六六錄劉祁《史秉直神道碑》：“庚辰（太祖十五年）九月，王（木華黎）命公（史秉直）長子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副以［武］仙，鎮真定［路］”58。河東南、河東北、河北西三路，都有“行省”設置。《通鑑續編》卷二○：“太祖十六年十一月，木華黎入葭州，命石天應權行台以守之。十七年十月，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台”59。李俊民《莊靖集》卷八《孟氏家傳》：“癸巳（太宗五年），［孟攀鱗］抵平陽［路］，行台胡公（天祿）畢禮待之，遇事每咨議焉，內省委管司印、造經籍事”60。《山右石刻叢編》卷二七王利用《周獻臣神道碑》：“庚子（太宗十二年），［河東北（太原）路］行省條侯（周獻臣）始終之績以聞，上嘉之”61。《民國館陶縣誌》卷一○錄徐世隆《張弼墓誌》：“庚寅（太宗二年）土斷，制割磁州隸河北西路行台，侯（張弼）矯制仍領磁州元帥府事”62。
在一些記載裏，所謂的“行省”實際上是另一些單位的分支。《元史》卷一五二《王珍傳》、卷一五○《張榮傳》：“蘇椿複欲叛歸金，［王］珍與元帥梁仲先發兵攻椿，椿開南門而遁。國王斡真授仲行省，珍驃騎上將軍、同知大名府（路）事、兼兵馬都元帥。頃之（太宗四年），仲死，國王命仲妻冉守真權行省事，珍爲大名路行尚書省下都元帥，將其軍”。“歲丙戍（太祖二十一年），［張］榮遂舉兵與地，納款於按赤台那衍，引見太祖，授金紫光祿大夫、山東［東路］行尚書省、兼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路）事”63。這裏的大名路“行省”，蓋東平路“行省”的分支。《遺山集》卷二六《嚴實神道碑》：“初（太宗二年），公（嚴實）之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64。大名路及其毗近區域，正是“魏”的本部。濟南路“行省”，則爲益都路“行省”的分支。《至順齊乘》卷一曾經提到：“國初，以濟南、益都［路］立二都元帥府，益都仍行省事”65。暨，《秋澗集》卷四七《賈德行狀》：“［太祖二十二年，］｛江｝［將］陵、齊東、甯｛晉｝［津等縣］與益都界犬牙交入”66。將陵、齊東、寧津等縣各在濟南路之西或南，益都路更在濟南路東；因此，這裏的“益都界”正是指本路“行省”之“疆界”。
    註釋：
　　    47  頁三五五七。
　　　　48　頁五。
　　　　49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委宛別藏》本，頁六。
　　　　50　頁八下。
　　　　51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弘治刊本，頁二下、三上。
　　　　52　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原刊本，頁一八八七、一八八八。
　　　　53　《四庫全書》本，頁二一下。
　　　54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藕香零拾》本，頁三九上、三六下。
　　55　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張茂鵬點校本，一九八三年，頁七八。
　　56　頁四上。
57　頁五。
58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原刊本，一九三四年，頁六一九三上。
59　頁三○下、三三上。
60　《四庫全書》本，頁六下。
　　　　61　頁二四下。
　　　　62　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原刊本，頁四八四。
　63　頁三五九二、三五五八。
64　頁三下。
65　《四庫全書》本，頁四上。
66　頁九上。

五
被委爲“行省”的各地方軍民長官，似乎大多都有“銀青光祿大夫”以上的“官階”。《元史》卷一五二《張子良傳》：“歲戊戍（太宗十年），太宗命［張子良］爲京東路都總帥，授銀青光祿大夫；升京東路行尚書省、兼都總帥，管領原附軍民，進金紫光祿大夫”67。暨，《民國平度縣誌》卷三錄張杞《重修磐石上清觀記》：“特進、行山東東淮南路行尚書省事楊妙真立石”68。“行省”路的“兵馬都元帥”，則也都有“龍虎衛上將軍”以上的“官階”。《元史》卷一四九《王珣傳》、卷一五一《杜豐傳》：“丁丑（太祖十二年），帝嘉其（王珣）功，賜金虎符，加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鎮遼東［路］，便宜行事”。“壬午（太祖十七年），授［杜］豐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南北路兵馬都元帥，便宜行事”69。不僅如此，還存在著“官階”的升遷。《元朝名臣事略》卷六《萬戶嚴武惠公》：“歲庚辰（太祖十五年），太師、國王（木華黎）承制授［嚴實］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70。《遺山集》卷三○《畢某神道碑》、卷二八《完顔懷德神道碑》： “丁亥（太祖二十二年），先相、崇進（嚴實）乙太師（孛魯）命召成侯（江），從之而西”。“天興壬辰（太宗四年），［完顔］從政率老幼千人，歸［山東西路］行台、特進公（嚴實）于東平，給使帳前”71。
“行省”路與“總管府”路一樣，稍後都由大汗派駐“達魯花赤”。到何之（梁太濟）先生曾在《關於金末元初的漢人地主武裝問題》文中列舉“蒙古統治者以親信爲達魯花赤”：“［據《元史》卷一五○《趙瑨傳》、卷一二五《賽典赤贍思丁傳》、卷二四《速哥傳》、卷一二○《曷思麥里傳》：］太宗五年，又遷趙瑨中山、真定二路達魯花赤。睿宗監國元年，又改賽典赤贍思丁太原、平陽二路達魯花赤。太宗七年，以速哥爲山西大達魯花赤，西山之境，八達以北，皆由其主之。太宗十二年，進曷思麥里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魯花赤”72。仔細分辯，至少“山西大達魯花赤”、“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魯花赤”二職系是“行省”路的“達魯花赤”。後者，歐陽玄《圭齋集》卷一一《偰氏家傳》：“尋（太宗六年）授［嶽璘帖木兒］河南等處（路）［行省］軍民都達魯華赤，佩金虎符”73。此外，《秋澗集》卷五一《李益立山神道碑》：“憲宗命錫［李益立山］金虎符，充大名路［行省］都達魯花赤”。“相（彰德路）、魏（大名路）之郊，民安田里，暮夜絕桴鼓之警”74。劉敏中《中庵集》卷六《純直海神道碑》：“癸巳（太宗五年），賜金符，授［純直海］益都［路］行省都達魯花赤。丁酉（九年），遷京兆［路］行省”75。
即使是有分支的“行省”路，擁有機構主持者資格的，也並非都只有“行省”和“達魯花赤”二人。如非“也可札魯花赤”主掌的燕南路或燕京路“行省”，除石抹鹹得不外，《元史》卷一五○《耶律阿海傳》：“［耶律阿海］子：長忙古台，在太祖時爲御史大夫、佩虎符，監戰左副元帥官、金紫光祿大夫，管領契丹、漢軍，守中都（燕京路）。次綿思哥，守中都路也可達魯花赤，佩虎符”76。又，李涵先生《蒙古前期的斷事官必闍赤中書省和燕京行省》一文：“《元史》卷一五○《石抹明安傳》：中都既下，加［石抹明安］太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丙子（太祖十一年），以疾卒于燕城。子二人，長鹹得不，襲職爲燕京行省。次忽篤華，太宗時，爲金紫光祿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事、兼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石抹明安、鹹得不之稱行省，不過沿襲金人之舊而假以自稱，至於忽篤華則實有專職”77。其實，石抹忽篤華的地位與其父、兄和耶律阿海子綿思哥仿佛，他也就是《至正析津志輯佚》《學校》中提到的“胡土花小通事”：“大都［路］南城文廟有己酉歲（定宗後稱制元年）《道士石刻詔》：皇帝聖旨道與朵羅?、鹹得不、綿思哥、胡土花小通事、合住、迷速門並十投下管匠人官人：這必闍赤一十個孩兒，教漢兒田地裏學言語文書去也”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