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卷二《太宗紀》：“太宗二年十一月，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以陳時可、趙昉使燕京，劉中、劉桓使宣德，周立和、王貞使西京，呂振、劉子振使太原，楊簡、高廷英使平陽，王晉、賈從使真定，張瑜、王銳使東平，王德亨、侯顯使北京，夾谷永、程泰使平州（興平），田木西、李天翼使濟南”79。其實，“十路”之路即“行省”路；因此，“徵收課稅使”所在的“徵收課稅所”是爲“行省”路一級的機構。《牧庵集》卷二二《榮祐神道碑》：“太宗三年辛卯，河北東｛西｝道（興平路）課稅［所］辟［榮興］爲滄鹽辦課官”80。《元史》卷一六三《馬亨傳》：“庚寅（太宗二年），河北｛東｝西（真定）路課稅使王晉辟［馬亨］爲掾，以才幹稱”81。《滋溪稿》卷三《陝西鄉貢進士題名記》：“［太宗九年］，即遣斷事官术虎乃、宣差山西東（宣德）路徵收課稅所官劉中巡行郡國，程試故金遺士，中選者複其家”82。袁桷《清容集》卷三二《李從益行述》：“［李從益］大父某爲山西西路（西京路）課稅［使］”83。而在後增設的河南路“課稅所”，還有記載提到它的經管範圍。《還山稿》附錄趙複《程氏墓碑》：“戊戍（太宗十年）八月，授［楊奐］河南路（南京路）課稅長官，東履海、南際淮、西至潼陝、北抵河，鹹隸焉”84。
　　註釋：
67　頁三五九八。
68　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原刊本，頁一九八。
69  頁三五三五、三五七五。
　　　　70　頁九一。
71　頁二下、一一上。
72　載《元史論集》，頁一九一、一九二。
　　　　73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成化刊本，頁六上。
　　　　74　頁七下、八上。
　　　　75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鈔本，頁三一八下。
　　　　76　頁三五五○。
　　　　77　頁一五一。
　　　　78　頁一九七。
　　　79　頁三○。《元史》卷九四《食貨志鹽法》，頁二三八七、二三八八：“太宗庚寅年（二年），始立河間［路］稅課所”。“太宗庚寅年（二年），始立益都［路］稅課所”。茲二“稅課所”當即濟南、興平二路遷治後的單位。
　　　　80　頁一○下。
　　　　81　頁三八二六。
　　　　82　頁二八。
83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元刊本，頁一六下。
　　　　84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嘉靖刊本，頁七九四上。
六
　　《至正析津志輯佚》《朝堂公宇》錄王思誠《中書省斷事官廳題名記》：“太宗英文皇帝奄甸中土，肇立憲度，乃置斯斷事官。官以斷事，名不沿往者，尚忠質也。時居官首者，領政猶卿輔然”85。顯然，這裏的“斷事官”惟指“燕京等處行尚書省”的“也可札魯花赤”。“大蒙古國”中央政權的“也可札魯花赤”的委任，蓋成吉思汗在位時期。《元典章》卷四九《刑部諸盜》：“皇慶元年三月，奏過事內一件：也可札魯花赤俺根底與文書根腳裏，成吉思汗時分立札魯花赤呵，諸王、駙馬、各怯薛歹、各愛馬蒙古、色目人每奸盜、詐僞、婚姻、驅良等事交管來”86。從前、後“也可札魯花赤”蒞職者來看，不難發現：與其說他們大多具有非同尋常的“尊貴”身價，倒不如說他們大多緣與合罕的“親近”關係而具有非同尋常的“寵倖”恩典。至於各位所命的“斷事官”，既有外姓者，也有本支者；如系出自本支，其原來的“血統”也該屬於“庶出”。《牧庵集》卷一二《李恒家廟碑》、卷一四《博囉罕神道碑》：“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行］尚書［省］事，公（李恒）代其兄某爲之”。“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幹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於朝。公（博羅歡）年十六，爲斷事官”87。
虞集《道園稿》卷四二《立只理威神道碑》亦記：“曲也怯祖於夏國嘗舉進士第一人，及見太祖，命從諸王察［合］台鎮回鶻。其官曰達魯花赤，猶言爲之監也。［王薨］，執事嗣王妃兀魯忽納氏而治其宮室焉”88。關於這位出鎮宗王“輔佐者”的職銜，《元史》卷一二○《亦力撒合傳》卻稱：“亦力撒合祖曲也怯祖，太祖時得召見，屬皇子察哈台爲札魯花赤”89。極有可能，“達魯花赤”是在前的任職，“札魯花赤”是在後的任職；當然，準確地書寫，官稱前都應該冠以“也可”或“大”字樣。也就是說，與曾爲燕京等處“都行省”的“都達魯花赤”的札八兒火者一樣，曲也怯祖所充當的乃是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的機構長吏。同書卷一二○《札八兒火者傳》：“太祖十年，乘輿北歸，留札八兒與諸將守中都（燕京路），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90。該單位的別一任職者，也有出鎮宗王“輔佐者”的身份。《勤齋集》卷三《石天麟神道碑》：“［太宗後稱制元年，］詔名王（也速蒙哥）帥師征西域，王以裨佐爲請，命公（石天麟）輔行。由是分隸爲斷事官、兼教諸王孫。憲宗即位（元年），熟公才德俊，選爲［別失八里］諸路（行尚書省）斷事官。時省、部未立，猶相職也”91。
對於任職者多爲“世侯”的“行省”，日本學者前田直典曾在《元朝史の研究》五《元朝行省の成立過程》文中表達過甚爲“權威”的意見：其一，“地方統治區劃は大體金朝の路を踏襲し”，因此，不妨進行“路の行省と假稱”。其二，鑒於當時的情況考慮，所謂“行省”的責任者，只不過是那些“路の長官となった地方軍閥の或者が稱したものでぁる”92。可是，就作者業已考述的部份來說，不無更正之處。首先，大蒙古國的“路的行省”乃介於“都行省”下、“總管府”上的一級行政建置，決非緣“世襲長官”僭號的虛銜。《遺山集》卷二八《劉氏先塋神道碑》：“明聖（太宗）繼統萬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93。《秋澗集》卷五一《李益立山神道碑》：“歲甲辰（太宗後稱制三年），詔選勳能佐行台于燕，上以公（昔里鈐部）充，諧往焉。時節制所及二十餘道，機務填委，日復一日，公輔相聽斷，動合事宜，政多便於事者”94。這裏所稱的“道”，正是這種“路的行省”。因爲如果是其下級的“總管府”路，其數量就遠不止“二十餘”了。《元文類》卷四《經世大典序錄賦典版籍》：“乙未（太宗七年），自燕京、順天等三十餘路，得戶八十餘萬”95。
其次，說大蒙古國時期的劃分“大體金朝の路を踏襲”，也並不確切。當完顔氏末葉，其建置體系也已分化出“行省”路和類似大蒙古國“總管府”路的“安撫使”路、“經略使”路。就劃分而言，時爲“十七路”；《光緒南陽縣誌》卷一○錄《元天□太一觀醮首姓名碑》：“貞祐二年，鄧州南陽縣北鄉黃渠保官人某母胡氏施十七路者：南京（開封府亦河南）路、中都（大興府亦燕南）路、西京（大同府亦山西）路、河北東（大名府）路、河北西（真定）路、山東東（益都府）路、山東西（東平府）路、河東南（平陽府）路、河東北（太原府）路、東京（遼陽府亦遼東）兼咸平府路、北京（大定府亦遼西）兼臨潢府路、秦鳳（鳳翔府）路、熙河（臨洮府）路、慶原（慶陽府）路、京兆府路、鄜延（延安府）路、上京（會甯府）路”97。然後，就是“十七路”之一的“西京路”，早在蒙古軍經略的最初，就已被視爲“東、西二路”。《元史》卷一五○《石抹明安傳》：“太祖七年，帝欲休兵於北，［石抹］明安諫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山西）東、西兩路而已”96。至於“假稱”的說法，從單位等級明顯、蒞職長官爵位升遷來看更難以成立。而大蒙古國時期地方的“監察”機構，似乎也只在這一行政層次設置98。
　　註釋：
　　　　　85　頁一○。
　　　　　86　北京，中國書店《海王邨古籍叢刊》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