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国的缘由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内容提要：对于北宋何以亡国，人们素来议论颇多。其中，以当时杨时的亡于王安石变法论，李邺的金强宋弱北宋必亡论以及鲁迅的唱着老调子亡国论最具代表性。前两种说法固然荒谬，鲁迅的议论也未必确当。本文认为，北宋不是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亡国；不是亡于变法，而是亡于胡改乱革；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亡国。
北宋亡国即靖康之变，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却始终令人难忘。“靖康耻，犹未雪……”，岳飞的《满江红》，但凡中国人，人人能朗诵，个个会歌唱。所谓北宋亡国，虽非国家沦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这一历史事变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深重历史灾难。金朝攻灭北宋，造成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怪从当时到现在，人们不断地议论着北宋亡国的缘由，提出了各种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拟对这些议论稍加评论，并略抒己见。
一、唱着“新”调子亡国
北宋何以亡国？近数十年来，人们往往如此回答：唱着老调子亡国。而其依据则是鲁迅先生在其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一段议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干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1）北宋统治集团果真因废止王安石新法而亡国吗？如果唱新调子即唱改革的调子、挂变法的牌子，北宋王朝即可国运昌隆吗？此说大有商讨的余地。
对于北宋亡国的缘由，议论最多的无疑是心存亡国以之痛的宋朝人。他们的看法各式各样，大多与鲁迅不同，乃至相反。当时人的议论虽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编造荒诞邪说。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由于宋真宗的陵墓风水不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担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不听阴阳生徐仁旺之言，将真宗的陵墓确定在牛头山后之地。徐仁旺当时曾上表陈述“山后”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末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后来不出所料，金军攻破开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而丁末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则“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2）又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因为徽宗改元宣和，所谓“宣”即“一家有二日”（3），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气数已尽，“上天”早有预示。据说宣和末年在开封上清宫瑶仙殿出现字迹数行：“家内水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亘木又摧倾。”（4）这便是“上天”的预示之一。对此，人们起初困惑不解，北宋灭亡后，才如此解释：“家内木”即宋，“吉人”、“亘木”分别是“佶”、“桓”，即徽宗、钦宗的名字，而所谓“火”则是有“炎宋‘之称的赵宋王朝的所谓“德运”。诸如此类的荒诞邪说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会。
另一类是追究个人责任。首当其冲的固然是徽宗宠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将亡而未亡之时，太学生陈东便将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李彦痛斥为“六贼”，认为他们是导致祸乱的罪魁。其实，徽宗作为六贼的总后台，其罪责不在六贼之下。陈东受历史所局限，只骂贪官，不骂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论一出，立即广为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号称深得二程真传的著名理学家杨时又追根溯源，进而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他说：“蔡京以给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5）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名臣的赵鼎也说；“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6）高宗接过此说，大肆渲染：“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7）某些大臣即刻随声附和。于是，此说在整个南宋时期乃至元明清时代几乎视同定论。明朝人商辂等人所编《续通鉴纲目》卷九甚至认为；“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杨时首倡此说，或许是由于其学术见解与王安石相左，因而偏见很深。高宗予以鼓吹，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杨时等人的看法与鲁迅截然相反。人们不免要问：究竟谁是谁非？其实，鲁迅、杨时各走极端，两种说法都不确切。徽宗、蔡京挂的牌子与神宗、王安石虽然相同，但就施政方针而言，既有相似的一面，更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一面。鲁迅与杨时各自片面地强调了一面，而又都忽视了另一面。
如今人们普遍将神宗、王安石誉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徽宗时期正是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徽宗以神宗的绍述者自居。他宣称：“朕欲上述父兄之政。”（8）并将创行新法的乃父神宗的谥号由16字增加为20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将重用新党的乃兄哲宗的谥号由6字增加为16字即“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一望而知，这堆美好的字眼诸如“立宪”、“继道”之类，虽属表面文章，但毕竟是对新法的高度肯定与颂扬。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9）在他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王※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废除旧法，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等120人被指斥为“元※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先在都城开封、后在全国各地树立。凡名列此碑者，已死者迫贬官职，尚存者或流放或贬官，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无须—一罗列，这些历史事实已经足以证明，蔡京等“六贼”与作为王安石及其新党对立面的旧党势不两立。
当时也有个别人这样说：蔡“京名为遵用照丰之典，回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10）这话虽然颇有道理，但“未有一事”云云则言过其实。应当承认，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实多少有些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11），与司马光的主张正好相反。又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旧党一向牵就，而新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蔡京以新党自居，继承强硬政策，他在徽宗时期多次发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至于方田均税等熙丰新法，或废而复行，或继续推行。很清楚，徽宗、蔡京不是神宗、王安石所创行的照丰新法的反对者，而是新法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他们口头上唱的不是老调子，而是“新”调子。鲁迅虽然学识渊博，但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应当将其片言只语视为不可更改的信条。
二、蔡京与王安石岂能混为一谈
杨时等人将王安石与蔡京、熙丰法与崇现法相提并论，至少是受表面现象所蒙蔽。蔡京虽发迹于王安石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安石对蔡京并不赏识，据说他曾经指出：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12）蔡京与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个人品质来说，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13）而著称。当时人大多肯定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14）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15）相反，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16）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17）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1
北宋亡国即靖康之变，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却始终令人难忘。“靖康耻，犹未雪……”，岳飞的《满江红》，但凡中国人，人人能朗诵，个个会歌唱。所谓北宋亡国，虽非国家沦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这一历史事变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深重历史灾难。金朝攻灭北宋，造成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怪从当时到现在，人们不断地议论着北宋亡国的缘由，提出了各种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拟对这些议论稍加评论，并略抒己见。
一、唱着“新”调子亡国
北宋何以亡国？近数十年来，人们往往如此回答：唱着老调子亡国。而其依据则是鲁迅先生在其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一段议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干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1）北宋统治集团果真因废止王安石新法而亡国吗？如果唱新调子即唱改革的调子、挂变法的牌子，北宋王朝即可国运昌隆吗？此说大有商讨的余地。
对于北宋亡国的缘由，议论最多的无疑是心存亡国以之痛的宋朝人。他们的看法各式各样，大多与鲁迅不同，乃至相反。当时人的议论虽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编造荒诞邪说。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由于宋真宗的陵墓风水不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担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不听阴阳生徐仁旺之言，将真宗的陵墓确定在牛头山后之地。徐仁旺当时曾上表陈述“山后”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末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后来不出所料，金军攻破开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而丁末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则“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2）又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因为徽宗改元宣和，所谓“宣”即“一家有二日”（3），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气数已尽，“上天”早有预示。据说宣和末年在开封上清宫瑶仙殿出现字迹数行：“家内水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亘木又摧倾。”（4）这便是“上天”的预示之一。对此，人们起初困惑不解，北宋灭亡后，才如此解释：“家内木”即宋，“吉人”、“亘木”分别是“佶”、“桓”，即徽宗、钦宗的名字，而所谓“火”则是有“炎宋‘之称的赵宋王朝的所谓“德运”。诸如此类的荒诞邪说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会。
另一类是追究个人责任。首当其冲的固然是徽宗宠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将亡而未亡之时，太学生陈东便将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李彦痛斥为“六贼”，认为他们是导致祸乱的罪魁。其实，徽宗作为六贼的总后台，其罪责不在六贼之下。陈东受历史所局限，只骂贪官，不骂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论一出，立即广为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号称深得二程真传的著名理学家杨时又追根溯源，进而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他说：“蔡京以给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5）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名臣的赵鼎也说；“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6）高宗接过此说，大肆渲染：“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7）某些大臣即刻随声附和。于是，此说在整个南宋时期乃至元明清时代几乎视同定论。明朝人商辂等人所编《续通鉴纲目》卷九甚至认为；“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杨时首倡此说，或许是由于其学术见解与王安石相左，因而偏见很深。高宗予以鼓吹，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杨时等人的看法与鲁迅截然相反。人们不免要问：究竟谁是谁非？其实，鲁迅、杨时各走极端，两种说法都不确切。徽宗、蔡京挂的牌子与神宗、王安石虽然相同，但就施政方针而言，既有相似的一面，更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一面。鲁迅与杨时各自片面地强调了一面，而又都忽视了另一面。
如今人们普遍将神宗、王安石誉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徽宗时期正是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徽宗以神宗的绍述者自居。他宣称：“朕欲上述父兄之政。”（8）并将创行新法的乃父神宗的谥号由16字增加为20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将重用新党的乃兄哲宗的谥号由6字增加为16字即“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一望而知，这堆美好的字眼诸如“立宪”、“继道”之类，虽属表面文章，但毕竟是对新法的高度肯定与颂扬。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9）在他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王※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废除旧法，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等120人被指斥为“元※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先在都城开封、后在全国各地树立。凡名列此碑者，已死者迫贬官职，尚存者或流放或贬官，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无须—一罗列，这些历史事实已经足以证明，蔡京等“六贼”与作为王安石及其新党对立面的旧党势不两立。
当时也有个别人这样说：蔡“京名为遵用照丰之典，回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10）这话虽然颇有道理，但“未有一事”云云则言过其实。应当承认，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实多少有些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11），与司马光的主张正好相反。又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旧党一向牵就，而新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蔡京以新党自居，继承强硬政策，他在徽宗时期多次发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至于方田均税等熙丰新法，或废而复行，或继续推行。很清楚，徽宗、蔡京不是神宗、王安石所创行的照丰新法的反对者，而是新法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他们口头上唱的不是老调子，而是“新”调子。鲁迅虽然学识渊博，但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应当将其片言只语视为不可更改的信条。
二、蔡京与王安石岂能混为一谈
杨时等人将王安石与蔡京、熙丰法与崇现法相提并论，至少是受表面现象所蒙蔽。蔡京虽发迹于王安石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安石对蔡京并不赏识，据说他曾经指出：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12）蔡京与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个人品质来说，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13）而著称。当时人大多肯定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14）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15）相反，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16）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17）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