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19）这类记载太多，不胜其举。王安石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要职，即尽力将其政治理想变为政治实践，并始终坚持。连他早年的好友、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认为：“介甫无他，但执拗尔。”（20）所谓“执拗”即固执，换而言之，即坚定。而蔡京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官迷。他在求学阶段，算命先生将其命运错算：“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21），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何况他一切以向上爬为目的，并无固定的政治见解，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家。神宗死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一味讨好司马光。司马光要求在5天之内恢复差役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仍知开封府的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大加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是否立即废除差役法，宰相章※尚犹豫不决，刚出任户部尚书的蔡京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章※“然之，雇役造定。”蔡京的主张竟前后截然相反。史称：“差、雇两法，光、※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好者。”（22）《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实属恰如其分。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23）然而王安石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记载，王安石与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而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24）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25）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宋史·徽宗本纪·赞曰》：“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可见，蔡京不仅应入《奸臣传》，还应入《佞幸传》。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标准的大臣、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

就施政方针来说，徽宗、蔡京虽然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26）。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27）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供侈费”（28）。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徽宗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旧党当政不思改革，“不敢做事，不敢动”（29），以致问题积累成堆。而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如冗官问题本应加以解决，可是徽宗时期问题反而越发严重。当时，“权奸当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30）尤其是蔡京“除用土大夫，视官爵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31）于是，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官员“较之元柏已多十倍”；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32），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又如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至，莫不溃散。”（33）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于是当时出现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现法惠奸。”（34）其实，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丰法虽不“惠民”但“惠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徽宗、蔡京的崇观法，其效果则与熙丰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国”，只有利于昏君与好俊，即所谓“惠奸”。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35）岂止“常赋”，“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36）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而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如蔡“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37）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总之，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38）蔡京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北宋虽非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亡国。。然而这个新字之上的引号切不可省略。北宋绝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乱草。

三、并非落后挨打

对于北宋何以亡国，当时人还有一种论调值得注意，即金强宋弱、北宋必亡。绘事中李邺的所谓“六如”说，便是其代表。他竭力鼓吹：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指北宋）如累卵。”（39）李邺因而获得“六如给事”的绰号，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北宋必亡论太缺乏依据。只要将宋金双方的综合实力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北宋远比金朝先进，金军并非不可战胜。

古人将夏、商、周三朝合称“三代”，而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又被称为“后三代”。（40）所谓“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时代。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并论。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1）古人的“三代”说具有浓厚的崇古复古倾向，而陈氏的“造极”说则不无道理。的确，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横比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先进的泱泱大国。宋金交战之初，金朝建国仅十年，各方面都很落后。

尽人皆知，战争依赖经济，经济支撑战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然而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金朝较之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远。就人力来说，直到金朝灭北宋30多年后，整个辖区总户只有300多万（42）。发动攻宋战争之初，金朝辖区估计不过100多万户，以一户五口计算，大约仅五六百万口而已。而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近20倍于当时的金朝。就物力来说，女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人们长期过着渔猎生活。女真贵族进入中原之初，对农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以致土地荒芜，生产凋蔽。如果说金朝“地狭产薄”，（43）其物力很有限，那么北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到徽宗时，号称“中外靖绥，年谷登稔。”（44）与金朝相比，北宋显然具有地大物博的优势。就财力来说，金朝初年并无固定的财政收入。起初女真民众“无出赋税”（45），壮者皆兵，“几步骑之仗模皆取备焉”。（46）后来虽有赋税，但无一定之规，“税赋无常，随用度多寡而敛之。”（47）金太宗攻打北宋时，金朝的赋税制度仍处于草创阶段。金军南下中原，“有掳斥，无战斗。”（48）士兵除自备有限的粮草而外，主要依靠掳掠。难怪金军不时陷入粮草不继的困境，无法支撑历时稍长的战争。d而北宋初期的财政收入便多于唐代，神宗时仅钱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