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国的缘由(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入一项即达五千万贯之多，徽宗时又“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49）当时人炫耀：“承平既久，帑庾盈溢。”（50）此说虽系夸张之辞，但其财政状况无疑较好。何况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六分之财，兵占其五”（51）；“供军之资，十居七八。”（52）这类议论在宋代文献中比比皆是。足见，北宋经济对战争的支撑能力是金朝所无法比拟的。
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53），兵临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八万人”（54）。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至于其装备，沈括曾指出：本朝“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55）此说虽有渲染，但北宋弓管刀剑等兵器的制作水平无疑超过金朝，如宋军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种使金军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进。尽管宋人关于“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一类的说法（56），不能视为无稽之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军队各有所长。金军的骑兵虽是其特长，宋军则有步兵尤其是水军的优势；金军虽善于攻城，宋军则擅长守城；金军虽长于野战，宋军则长于近战。只要切实加以整顿并组织指挥得当，宋军足以同金军较量，金军并非不可战胜。可是金军最终战胜宋军，但这绝非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相反，正如《金史·兵志》所说，实属“变弱为强，以寡制众。”人们讲到中国古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常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肥水之战等为例。其实，金朝攻灭北宋之战也属这类战例。
四、实因腐败亡国
应当承认，宋军与金军相比，确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装备，更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宋军本来就问题不少，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钩。而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由根本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佞幸高俅主管。他们“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全废教阅”，“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57）一句话，军政腐败。当时人邓肃指出：“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58）洪迈则叹息：北宋“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失、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59）
岂止军政腐败而已，北宋整个朝政一团糟。徽宗本人便是北来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贼”，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纵情声色，挥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他们为了稳固其权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徽宗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穷侈极欲的需求。足见，北宋晚期政治的腐败不是枝枝节节的一般性腐败，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药的制度性腐败。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即是：“心腹溃了！”（60）
在中国，民贵君轻、主权在民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观念。思想家如此说，是其难能可贵的理想；统治者如此说，则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徽宗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曾装出一付为民爱民的样子，“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泽”（61）。经常以勤政、廉洁自诩：“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62）还多次作过将造福于民的承诺，如“经营欲致黎元福”（63）之类。然而这些完全是大话、空话、假话，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话，最终骗不了人的鬼话。徽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其后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徽宗退位前夕，终于下诏罪已；“言路塞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致，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64）他不得不正视朝政腐败、赋役繁重、民怨沸腾这一社会现实。徽宗表示：“今日不吝改过。”（65）岂不说此诏与此话究竟有几分诚意，但为时已晚，北宋王朝再也无法苟延残喘，行将覆灭。
腐败就要挨打，首先起来痛击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的，是虽一向逆来顺受，但再也无法忍耐，虽一贯崇尚皇权，但再也不愿受骗的北宋民众。宜和二年（公元1120年）冬天，东南七路经制使陈※在上奏中，将跟随方腊揭干而起的百姓斥责为“妖贼”，并对其所谓“陵暴州县”、“恣行杀戮”的情形大肆渲染：“往往断截立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不偿怨心。”然而连陈※也不得不承认方腊起义确属官逼民反，起义群众“唯搜求官吏”，他们所到之处惩办贪官污吏：“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可为悲痛！”他请求朝廷严惩贪官，并且预言北宋王朝势必被愤怒的民众推翻；“此风不除，必更生事。”（66）的确，方腊起义平息不久，“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67）而民众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于朝政腐败。徽宗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68）他连忙将宦官梁方平任命为河北、京东制置使，带领重兵前往讨平。只是由于金军抢先将北宋王朝打垮，否则这个腐败政权必将被民众摧毁。
与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显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仅官、民对立，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金朝则万众一条心，上下如兄弟，“阶级虽设，寻常饮酒食，略不间列，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北宋皇帝集权专制体制已走向极端；金朝则保持着虽然原始，但很民主的作风，“每有事未决者，会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北宋任人唯亲、唯钱；金朝则任人唯贤、唯才，“如有可采者，皆不择人而用之。”（69）所有这些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史称：女真族“俗勇敢，喜战斗，耐饥渴。”（70）其实，金初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71）与其民族个性虽然不无关联，但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战胜北宋，并非先进战胜落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是清明战胜腐败。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固然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然而腐败就要挨打，更是一条铁的历史定律。何况腐败往往导致落后。因腐败而落后，以致挨打，近代中国就是如此。北宋晚期虽然腐败，尚未导致落后，照样挨打。上述史实表明，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
注：
（1）载《鲁迅全集》第7卷。对于北宋亡国的缘由，林无蔚先生也曾予以探讨。见其所著《宋代史事质疑》第四章《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乎？介甫乎？》，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何※《春渚纪闻》卷一《定陵兆应》。
（3）蔡※《铁围山丛谈》卷一。
（4）孔倜《宣靖妖化录》，见陶宗仪编《说郛》卷四十三，商务本。
（5）（56）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二《去邪》靖康元年“杨时论王安石学术之谬”；卷三百三十四《御边》“绍兴间章谊再论舟师水战之利”。
（6）（7）（4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六月已酉；卷八十七，绍兴五年三月庚子；卷四十三，绍兴元年三月。
（8）（22）（50）《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京传》。
（9）（11）（14）（23）（26）（60）黎德靖编《朱子语
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53），兵临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八万人”（54）。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至于其装备，沈括曾指出：本朝“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55）此说虽有渲染，但北宋弓管刀剑等兵器的制作水平无疑超过金朝，如宋军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种使金军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进。尽管宋人关于“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一类的说法（56），不能视为无稽之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军队各有所长。金军的骑兵虽是其特长，宋军则有步兵尤其是水军的优势；金军虽善于攻城，宋军则擅长守城；金军虽长于野战，宋军则长于近战。只要切实加以整顿并组织指挥得当，宋军足以同金军较量，金军并非不可战胜。可是金军最终战胜宋军，但这绝非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相反，正如《金史·兵志》所说，实属“变弱为强，以寡制众。”人们讲到中国古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常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肥水之战等为例。其实，金朝攻灭北宋之战也属这类战例。
四、实因腐败亡国
应当承认，宋军与金军相比，确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装备，更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宋军本来就问题不少，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钩。而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由根本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佞幸高俅主管。他们“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全废教阅”，“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57）一句话，军政腐败。当时人邓肃指出：“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58）洪迈则叹息：北宋“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失、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59）
岂止军政腐败而已，北宋整个朝政一团糟。徽宗本人便是北来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贼”，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纵情声色，挥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他们为了稳固其权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徽宗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穷侈极欲的需求。足见，北宋晚期政治的腐败不是枝枝节节的一般性腐败，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药的制度性腐败。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即是：“心腹溃了！”（60）
在中国，民贵君轻、主权在民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观念。思想家如此说，是其难能可贵的理想；统治者如此说，则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徽宗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曾装出一付为民爱民的样子，“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泽”（61）。经常以勤政、廉洁自诩：“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62）还多次作过将造福于民的承诺，如“经营欲致黎元福”（63）之类。然而这些完全是大话、空话、假话，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话，最终骗不了人的鬼话。徽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其后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徽宗退位前夕，终于下诏罪已；“言路塞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致，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64）他不得不正视朝政腐败、赋役繁重、民怨沸腾这一社会现实。徽宗表示：“今日不吝改过。”（65）岂不说此诏与此话究竟有几分诚意，但为时已晚，北宋王朝再也无法苟延残喘，行将覆灭。
腐败就要挨打，首先起来痛击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的，是虽一向逆来顺受，但再也无法忍耐，虽一贯崇尚皇权，但再也不愿受骗的北宋民众。宜和二年（公元1120年）冬天，东南七路经制使陈※在上奏中，将跟随方腊揭干而起的百姓斥责为“妖贼”，并对其所谓“陵暴州县”、“恣行杀戮”的情形大肆渲染：“往往断截立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不偿怨心。”然而连陈※也不得不承认方腊起义确属官逼民反，起义群众“唯搜求官吏”，他们所到之处惩办贪官污吏：“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可为悲痛！”他请求朝廷严惩贪官，并且预言北宋王朝势必被愤怒的民众推翻；“此风不除，必更生事。”（66）的确，方腊起义平息不久，“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67）而民众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于朝政腐败。徽宗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68）他连忙将宦官梁方平任命为河北、京东制置使，带领重兵前往讨平。只是由于金军抢先将北宋王朝打垮，否则这个腐败政权必将被民众摧毁。
与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显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仅官、民对立，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金朝则万众一条心，上下如兄弟，“阶级虽设，寻常饮酒食，略不间列，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北宋皇帝集权专制体制已走向极端；金朝则保持着虽然原始，但很民主的作风，“每有事未决者，会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北宋任人唯亲、唯钱；金朝则任人唯贤、唯才，“如有可采者，皆不择人而用之。”（69）所有这些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史称：女真族“俗勇敢，喜战斗，耐饥渴。”（70）其实，金初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71）与其民族个性虽然不无关联，但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战胜北宋，并非先进战胜落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是清明战胜腐败。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固然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然而腐败就要挨打，更是一条铁的历史定律。何况腐败往往导致落后。因腐败而落后，以致挨打，近代中国就是如此。北宋晚期虽然腐败，尚未导致落后，照样挨打。上述史实表明，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
注：
（1）载《鲁迅全集》第7卷。对于北宋亡国的缘由，林无蔚先生也曾予以探讨。见其所著《宋代史事质疑》第四章《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乎？介甫乎？》，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何※《春渚纪闻》卷一《定陵兆应》。
（3）蔡※《铁围山丛谈》卷一。
（4）孔倜《宣靖妖化录》，见陶宗仪编《说郛》卷四十三，商务本。
（5）（56）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二《去邪》靖康元年“杨时论王安石学术之谬”；卷三百三十四《御边》“绍兴间章谊再论舟师水战之利”。
（6）（7）（4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六月已酉；卷八十七，绍兴五年三月庚子；卷四十三，绍兴元年三月。
（8）（22）（50）《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京传》。
（9）（11）（14）（23）（26）（60）黎德靖编《朱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