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太子，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在世袭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所能采取的最为“正常”、最为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但往往也出现用“政变”这一极端形式来完成权力的交接；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无疑会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以这种极端形式交接权力，极可能会对以后的政局产生消极的影响，出现所谓“太子问题”。
在唐前期，政局最不稳定的就是唐初和神龙至开元初年这两个时段。玄武门之变是李唐在建国过程中埋伏下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可置不论；从神龙到开元初年的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太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玄宗秉政后，励精图治，出现了“开元盛世”，然而前一时期政变的消极影响到了玄宗晚年开始显现出来，天宝政治即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一 天宝政治与太子问题
玄宗晚年，政治上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格局，在内，李林甫、杨国忠长期秉政并成擅权之势；在外则久任安禄山，从而形成了由少数几个人长期把持国政大权的局面。太子废立、安史之乱等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不过是这一格局的表现。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政治格局呢？以下我们就分别内、外两方面来加以探求。
（一）安史之乱
开元年间，玄宗完成了对兵制的调整，确立了以职业兵长期屯防边地的军事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安禄山一人而兼统幽州、平卢、河东三镇，并长期任职。我们知道，将帅长期控制某一支军队，就为他培植个人势力、拥兵自重甚至发动兵变提供了条件，宋代便是有惩于是而实行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制度。安禄山的久任、兼统为他发动叛乱提供了充分条件。久任、兼统在当时是普遍情况呢还是特例？换言之，安史之乱与开元年间调整后的兵制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是特例，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信任？对他有无防范？这首先就涉及到了开元时期中央对边军的控制问题。
据《旧唐书·官志二》载“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知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证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1]和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2]，可知天宝十四载以前绝大多数节度使任期在四年以下，其次是4—5年，5年以上者极少；而5年以上的任期者中，又大多是在开元年间。[3]以上事实可说明二个问题，第一，“久任”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二，久任者多在开元年间，但开元中久任者多而未发生边兵失控之事，相反，天宝年间久任者减少却发生了安史之乱。所以从整个形势来考察，开元年间之“久任”并未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更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央对边兵的失控。
其次，关于兼统问题。在著镇形成过程中，就已因军事需要而出现节镇间的彼此配合问题。发布于开元三年四月的《命薛讷等讨吐蕃诏》[4]，就说明了在边地防御体系形成过程中，北方的河西、朔方、河东、幽州诸镇间的彼此配合的情况。此诏虽云“讨吐蕃诏”，但令薛讷住凉州、虔[]长住并州，可知这并非确指具体的某一次出击，而是针对吐著的威胁而对边地屯军进行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主要强调屯军之间的配合，也可以说是为加强屯军间的配合而作的一次军事调整。
节镇间这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在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开元八年十一月突厥寇边，在反击时就同时动用了朔方、河东、河西、北庭等数镇之兵。[5]②；开元九年，兰池州胡反叛，攻打夏州时，朝廷下诏令“陇右节度使、御林将军郭知运与（王）睃相知讨之，睃奏‘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6] 夏州属朔方管，王睃时任朔方节度使，故朝廷令陇有出兵而为王氏所拒。这一事例可说明，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需要节镇间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这些节镇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时就直接命一人兼统数镇，如开元二十年正月，为出击契丹、奚而任命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以统一指挥河东、河北两军。[7] 所以在天宝元年确立边地防御体系、明确各节镇的主要防御对象的同时，也强调了各节镇间的主要的配合关系。如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河东节度使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著与突厥。[8] 此后，在军事行动中直接将各镇军力临时加以调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如天宝四至五载，安禄山筑华武城时，即奏请河东王承嗣助役。[9] 天宝八载六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攻吐著石堡城”[10]。天宝十一载安禄山进讨契丹时，曾奏请朔方副使阿布思率众会之。[11]
天宝十四载以前的节镇兼统者共有十三人次。[12] 兼统朔方，河东者3人次：王睃1年（开元二年）、李祎5年（开元二十至二十四年）、王忠嗣1年左右（天宝四载至五载四月）；兼统河西、陇右者4人次：王君[]至多十个月（开元十五年）、盖嘉运1年左右（开元二十八年）、王忠嗣 11个月（天宝 六载）、哥舒翰 3年（天宝十二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幽州、平卢2人次：张守珪7年（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六月）、安禄山近12年（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朔方、幽州者1人次：王睃数月（开元八年）。另外，王忠嗣曾兼统四镇，史称其“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13]。但王忠嗣兼统四镇仅4个月左右（天宝五载正月至四月），四月他让出河东，年底朔方又别除他帅，到此仅剩陇右、河西，次年（六载）十一月回朝，故王忠嗣兼统四镇虽属前所未有，然其实际情形却不足以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从以上分析还可看出，一般所兼统者为：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幽州平卢、朔方河东。其中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本为同一节镇而后分置者，而且据《新唐书·方镇表》，它们时分时合，职权、辖区也时常混淆不分。所以兼统幽州平卢和兼统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况。陇右备御吐著，朔方捍御突厥，河西则处于其间，断隔吐蕃和突厥，[14] 但河西与陇右同在黄河以西，防御对象虽各有侧重却又密切相关，故其时或兼统，亦属正常。朔方河东的任务都是捍御突厥，虽其节度使治所隔于黄河，但朔方军之主力——三受降城却在黄河以北，与河东所领边兵无复黄河之隔，为此二镇在军事行动上的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即由一人兼统。虽然从地理形势和军事形势上看，陇右与河西、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朔方与河东都可以合为一镇，但事实上都是离为二镇。虽然各自为镇，但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特令其彼此配合，甚至由一人兼统，特别是前三者，更时分时合。唐廷之所以要将其各自分作藩镇，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分散兵力而有效地控制藩镇。
尽管如此，兼统者在全部节帅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其中兼统时间在一年以下者又占大多数，而且兼统者对其所兼统之节镇的控制力也有限，而非“专制”。据《旧唐书·王忠嗣传》，当他兼统朔方、河东、陇右三镇时，曾“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案：指陇右）”，他虽兼统三镇，但调动其所兼统节镇之戎马时尚需奏请。安禄山深受玄宗宠信，身兼河东、幽州、平卢三镇时，《旧唐书》本传称其“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虽奏无不允，但按规定仍需“奏请”，禄山起兵时也是通过诈为敕书，以奉密旨讨国忠为名的，可见兼统者对所兼统诸镇的许多方面的处置皆需奏清而行。从整体上看，节镇兼统的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这一情况并未成为唐玄宗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
此外，在节度使的人选上，也体现出中央加强对边军进行控制的政策，这集中从“出将入相”上反映了出来。唐前期，节度使有出将入相背景者，其任期一般都不太长，任期一般都是从军将或地方低级官吏中擢至节帅者[15]。具体而言，天宝十四载以前，出将入相之中绝大多数是由将入相，即因战功而擢至相位，只有薛讷、张说、苏頲是由相出将。薛讷是由于力主盛夏出兵讨击而朝中众人咸以为不便，玄宗便“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16]。可见其以同三品出征是为了抬高其地位。张说因参与玄宗的政变而位至宰相，但由于他与岐王申款而外任相州，后历任并州、幽州。[17] 可知张说以相出将有贬黜之意。苏頲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从由将入相的时间分布情况来看，武后到玄宗开元年间的由将入相者较多，而天宝年间则很少，这种情况是否即为林甫之奏言所致呢？[18] 我以为未必尽然，虽然也不排除李林甫正是鉴于这种由将入相的情况、出于一已之私利才上奏的，但朝廷所以能采纳林甫这一奏言，必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正是边地形势变化、战事剧增、兵制也因之而变化的时期。在这种战事纷繁之际，国家需要一批人从事边功，但当时朝廷官员大多重内轻外[19]。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为了鼓励军功，一方面将立下战功的许多军将或地方下层官吏擢至节帅，甚至致之相位，其中以牛仙客最为典型，于是普通民众也企图以此入仕、升迁；反映在文学上，即为此一时期产生的大量边塞诗。另一方面则鼓励朝官出任边地将帅，并使之出将入相以尊宠之。所以，这一时期出将入相人数较多的情况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所谓出将入相者，以朔方、河东人数最多，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平卢较少，甚至没有[20]。但这些较少甚至没有出将入相者的节镇中，由军将或下级官吏因军功而致位节帅者的比例反而较高。参以两唐书有关本传，可知由节帅而入相者，其仕宦大多曾历任朝官，而仅因军功而擢至节帅者，入相甚难。这些曾在朝仕宦，而又出将入相者，在军队和政府中都具有相当势力。（林甫所谓“寒族即无党援”反映的正是这批人权势甚盛之情况。）在开元、天宝初，随着边地形势的稳定和边防体系的形成，以及对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的确立，唐廷不再需要为鼓励边功、使边帅出将入相而使之拥有如此显赫之权势，于是，开始削弱其势力，一方面要杜绝其入相之途，同时就是更多地从蕃人、军将或下级官僚中提拔节帅。其实这两个方面同是一个问题，因为起用的这些人，既无入相之望，又因其无显赫仕宦、不易培植势力（所谓寒族即无党援）而易为中央所控制。天宝年间出将入相者很少以及大量任用蕃将为节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将朝廷这一具有战略性的转变仅归于林甫出于私利的一纸奏言所致，便把问题简单化了。——安禄山备受尊宠而不得入相，也正说明了这一情况。《旧唐书·吉温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