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从开元廿二年入相，直到天宝十一载死，任相达十九年之久，而且其时虽为群相制，但在张九龄罢后，无人可与之抗衡。玄宗对他信任有加，甚至要“将天下事付林甫”[32]，逐渐形成一人把持朝政的局面，而这种情况在唐前期实属仅有。究其原因，与安禄山久任一样，它与太子问题密切相关。
唐玄宗在开元三年正月即立赵丽妃之瑛为太子，开元十二年废王皇后以后，武惠妃渐承恩庞，“宫中礼秩，一同皇后”[33]。武惠妃欲以其所生寿王代瑛为太子，时任吏部侍郎的李林甫乘机通过宦官向惠妃表示“愿尽心保护寿王。惠妃德之，阴为之助”[34]，使林甫得以入相。其时惠妃婿杨洄也“日求其（太子）短，谮于惠妃。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35]。玄宗为此而谋于宰相，欲以废立，但遭到张九龄的反对，同年（廿四年），玄宗与九龄发生了关于牛仙客是否可入相的争论，九龄因此罢相。次年四月，杨洄上奏，说太子瑛、鄂王瑶、光王倨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玄宗召见宰相，李林甫以“此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作答，玄宗听后决定废太子瑛为庶人，不久三子赐死”[36]。当年十二月武惠妃死，李林甫劝玄宗立惠妃子寿王瑁，为玄宗所拒绝。次年（廿六年）六月立忠王玙为太子，这就是日后的肃宗。
从表面上看，太子瑛的被废是由于玄宗宠爱武惠妃，而惠妃为立自己的儿子、多方构谄太子瑛所致。但太子瑛被废后，并没有马上立太子。太子被废在四月，武惠妃死在十二月，其间有近八个月的时间可供考虑，况且当朝宰相李林甫也支持寿王。联系到当初玄宗废太子瑛时，因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而未能立刻实施，直到罢九龄相后才废之，为何此时在宰相李林甫的支持下反而犹豫不决了呢？[37] 可见，太子瑛之废不是因为惠妃的受宠；寿王瑁未能取代瑛而为太子，也不是因为惠妃已死。究其原因，当是李瑛作太子已廿余年，为时已久，很可能玄宗认为他已形成了一种势力，而当时宰相张九龄的力保太子，更使玄宗感到不安，终于以牛仙客入相等藉口，罢免了九龄；武惠妃谮毁太子的理由和根据也正是“太子结党”、“构异谋”。从玄宗对李瑛兄弟的处置——均予处死——来看，玄宗对此是相信的，而且也是不能容忍的！李瑛等废死后，似乎应立寿王，但其时惠妃方承恩幸，权势炙手可热，若立寿王，不久就会在惠妃及杨洄等人的支持下形成一种势力。惠妃为谋废立，派人拉拢张九龄的往事犹在目前[38]，在更何况因武惠妃之助而入相的李林甫一直就站在惠妃一边，并力主立寿王，这岂不是对自己造成的威胁更大吗？！如果立其他皇子，则武惠妃会怎样呢？她毕竟在正承恩遇！——这恐怕就是玄宗迟迟不立太子（甚至是有意在拖）的原因。不久，惠妃死后，玄宗果然立了忠王为太子。
由于林甫主张立寿王，忠王被立为太子后，林甫惧不利于己，曾几次挑起事端，以巅覆太子。天宝五载，起韦坚、皇甫惟明、柳勣之狱。韦坚是忠王妃之兄，因其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交游，“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暱”，于是上奏，云韦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玄宗为此而贬黜韦坚及其弟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以及相关人士数十人，太子也不得不请与妃离婚。[39] 十一月，柳勣诬告太子良娣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与此相关者皆被杖杀，太子也出良娣为庶人。天宝六载十月，林甫指使济阳别驾魏林告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狎爱，欲拥兵以尊奉太子”，玄宗以“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而贬黜忠嗣。明年，忠嗣暴死。[40]
玄宗对这些事虽然不信，但对与事者处置极重，一般均予处死，就是要从根本上杜绝朝臣与太子的结托之望。[41] 玄宗所以不信，主要是忠王为太子之日尚短，没有形成一股势力；而宰相林甫对太子倾覆的不遗余力，反而使玄宗猜忌太子与朝廷重臣结党之心稍有缓解。旧史多言林甫倾覆太子时，玄宗破其言而庇护太子。若果如此，则玄宗可以象罢免九龄那样罢免林甫，何必要如此煞费苦心以保护太子！林甫所以能屡兴大狱，并广为株连，予以重处，都是得到了玄宗的默许，甚至支持他要以此来威慑太子、威慑朝臣，而玄宗在天宝年间专任李林甫也正是由于他对太子的这种态度。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次大案都与边将有关，因为当时只有边将才具有拥立太子的军事实力，所以林甫才会不遗余力在太子与边将关系上大作文章。出于同样的认识，玄宗也更加着意于拔擢既忠于自己、又排斥太子的握兵边将以托心旅之任。于是，对握兵已至数年却忠于自己的安禄山，便令其继续留任而不再按制度予以罢免或换防。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入相，史称其“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指肃宗）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42]。国忠与太子并无利害冲突，为何也要潜谋不利于太子呢？所谓“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显系托辞，宋儒朱熹即尝言“唐渊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43]，参以高宗娶武后、玄宗纳杨氏等事，皆信而有征。[44] 与此相较，国忠所为就只能算是些末微事了。国忠对太子的这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十分明白林甫为玄宗所宠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也要摆出这种态度以博取玄宗的宠信。换言之，国忠之任相秉权，也是由于他对太子的“潜谋不利”。但在客观上，林甫、国忠的这一态度，却又保护了太子。
二 太子在唐前期政变中的作用
要理解玄宗晚年对太子的猜忌，不得不追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几次重大政变。
除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外，唐前期为权力交接而频频发生的政变都集中在神龙至开元初年，其原因非本文所欲详论，此处所要指出的是，在影响较大的政变中，拥立太子都是政变的政治目的；太子成了他们的政治领袖，每次政变都须得到太子的同意，并在关键时刻让太子出面，稳定局面，直至拥立为帝。有时，太子甚至就是政变的直接主谋者和策划者。
武则天建周后，她在立武氏子弟还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终于在圣历元年立自己的儿子李显为太子。[45] 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乘武则天生病之机，发动改变，拥太子即位，即中宗。史载桓彦范等人在密谋后才向太子报告，太子从之。[46] 似乎太子并未参与最初的谋划。《资治通鉴》神龙元年五月《考异》引《纪统》称中宗复辟后，曾看望武则天，“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但高宗时，即在武后主持下屡易太子。高宗死，李显即位，不久即被废为王，立李旦为帝，后又自己称帝。这些情况中宗并非不知，他怎么敢坚信此次升储贰，终会以天下授之呢？！若中宗未预其谋，彦范等谋定而告中宗，一旦中宗不从．岂不有杀身之祸！而这点从政变当天的情况即可证实。政变前夕，张柬之等派人先迎太子，然后要冲进玄武门．拥之即位。但“太子疑，不出”，这使迎立太子者异常紧张，纷纷劝说，其中李湛说：“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循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陛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王同皎抱扶太子上马，从玄武门斩关而入，可见太子一直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者，而政变当天的经过，更可说明太子的作用。如果太子不行，他们就失去了用以号召的旗帜，失去政变的“合法性”，性质就会因之而变为叛乱。这种性质绝非后代研究者给他们贴的标签，而是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性质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兵变的成功与否，甚至会直接导致失败。这些原本可作佐命元勋的人便可能会随之而变为叛逆之徒。当他们拥太子冲进宫，迫使则天退位时，由于他们打的旗号是要诛则天面首张昌宗兄弟，所以则天对太子说“小子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说“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47] 更可见太子这一政治砝码之重要。
合法的政治旗帜或政治领袖在政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宗太子重俊起兵之失败可作为反证。
中宗有四子，[48] 长子重润在大足元年被武则天杖杀；二子重福在神龙元年为韦后所谮，被贬于滁州，后徙均州；三子重俊在神龙二年秋被立为太子。安乐公主以太子非韦后所生，常凌辱之，并欲废之而立自己为皇太女，于是重俊在神龙三年七月与禁军将领李多祚、李思冲、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人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攻杀武氏兄弟，并攻打宫城。韦后与安乐公主立刻拥中宗上玄武门楼，对李多祚所将之千骑喊话，致使千骑倒戈，杀李多诈等。禁兵所以倒戈，是由于在皇帝面前，太子还不能拥有超出皇帝的政治号召力。尽管如此，重俊之所以能发动禁兵，攻杀武氏兄弟，围攻宫城，也正是由于他所具有的太子的身份，其政治号召力仅次于皇帝。另外，重俊之所以要起事，是由于受到了安乐公主的逼迫，安乐公主要取代他而当皇太子，换言之，双方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才成水火的。
景云元年，中宗暴崩，韦后立中宗第四子重茂为帝，是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控制了朝政，又出现了高宗死后武后专政的局面。韦后下一步的举措便是不言自明。在这种情况下，宗室相王旦及其子李隆基、太平公主联络禁军将帅，预先埋伏于禁苑中，天黑后突然发动了政变。攻入宫中后，“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慰谕百姓”[49]。从刘幽求的话中，可知此次政变的目的是要拥立相王，但与前几次的政变不同，在政变当天，发动者的政治领袖——相王——非但没有直接出面，而且在攻入宫中、少帝被捕，刘幽求提出马上拥立相王时，还遭到了李隆基的反对。在捕杀韦后及其亲信、大局已定后，相王奉少帝“慰谕百姓”，后来他才以禅让的方式取代少帝而即位。政变的主谋者所以要用这种方式交换权力，是因为中宗死，少帝已合法即位，虽然执政者是韦后。这就使此次政变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治领袖，换言之，相王并不具有合法的政治号召力，也不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所以控制政权后，仍然要利用少帝合法的政治身分来稳定局面，并用禅让的方式来取得法统。这从政变当天的经过也可以得到位证。
据《资治通鉴》所载，当李隆基与刘幽求等人微服至禁中埋伏时，苑总监钟绍京虽已预谋，此时却又生犹豫，欲拒之，经其妻力劝方才同意。另，《旧唐书·钟绍京传》云：“玄宗之诛韦氏，绍京夜中帅户奴及丁夫以从。”说明此次政变缺乏一个合法的政治须袖，完全是一次阴谋夺权的行为，参与者也因此而格外冒险，故有主要与事者钟绍京犹疑之举。他们预先埋伏在禁苑中，并选择晚上发动，也是为了避免出现重俊因中宗出面而禁兵解散、倒戈的局面。
景云元年六月相王称帝，是为睿宗。七月中宗之子重福谋划起兵，八月公然攻打东都皇城。这可以说是相王发动政变的余波。
中宗复辟，“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表奏，不报”[50]中宗死后，韦后派兵五百“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51]。睿宗即位后，重福受命转任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阳人张灵詧对他说：“大王地居嫡长，自当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宁可越次而居大位？”并劝他潜行至洛阳，以洛阳为据点，西攻关中，东占河北，向睿宗夺位。其时，参与谋划的还有郑愔，他在景龙三年由吏部侍郎外任江州司马时，曾“便道诣重福，阴相结托”。重福采取其建议，派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赶到东都后，“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将至天津桥，愿从者已数百人，皆执器仗，助其威势。”[52]虽然此次事变没有成功，但可看出，睿宗虽已即位，当时仍有人认为他不当继统。重福在神龙初即遭贬斥，但在中宗死韦后立重茂为帝时，就命人率兵“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而在贬斥期间，曾有朝臣与之结托。此次起事，也是以他身为中宗之子，理当继承法统为号召的。[53] 事实上，在他到东都后，愿从者颇众，当时身为侍御史的李邕在主持抵挡重福时，对守城禁军说：“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臣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旨在说明重福因得罪于中宗，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政治身份了。言外之意则说明重福才是合法的继统者。所谓“委质圣朝，宜尽臣节”云云，更暗示出睿宗即位的非法性。由此事更可看到可以继承法统的太子或皇子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
事变失败后，重福自杀。重茂作为中宗唯一尚存之子，在第二年正月被软禁于集州，三、四年后死于房州，年仅十七岁。至此，中宗合法的继统者便遭灭绝了。睿宗、玄宗这一支再也不用担心合法者的危胁了，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以此为号召进行政变的可能性。
睿宗即位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同执政，他们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这首先就又从立太子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旧唐书·玄宗本纪上》景云元年六月载：“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但在诛韦氏的当天，已封隆基为平王，并命他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癸卯（廿三）日，又命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廿四）日，相王即帝位。[54] 这就是说，睿宗即位前夕，李隆基已位至宰相，兼统禁军，加之平韦氏之功，似乎不应出现睿宗即位后再议立太子之事，隆基当然应是太子，况且此前唐朝历代并不恪守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睿宗在立太子上“疑不能决”而问侍臣云云，不过是太平公主想要通过立长子承器为太子以削弱隆基的权势。此后，隆基虽被立为太子，但他与太平公主仍在明争暗斗。睿宗依违其间，起初颇欲倚太平公主之力以限制隆基，立太子之犹豫、闻朝廷倾心东宫而欲使安石察之、听信术者之言而使侍臣守备、围绕墨敕斜封官的争论以及对有关人士的贬黔等等都可说明。[55] 但从立太子、太子监国、传帝位等情况来看，[56] 太子势力已大，羽翼已成，虽然“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控制着朝政，[57]但太子却牢牢掌握着禁军，若再进一步限制，势必会再次激成事变。睿宗目睹了武则天对高宗诸子诛杀的惨剧，经历过武周以来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此时面对自己子女间的倾扎，他或者倚太平公主，以武力整掉太子，或者向太子交权让位。他选择了后者，这既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厌倦，也是对当时政局失控的无奈。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开元元年七月，玄宗起兵诛杀太平公主，完全控制了朝政。
这一时期的第一起政变就是神龙元年的桓彦范等人拥中宗复辟。政变时，玄宗之父相王李旦任右羽林卫大将军。[58] 政变的主谋者之一袁恕己正兼知相王府司马事，并在政变中“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59]。中宗复辟后，拜相王为太尉，同凤阁鸾前三品。[60]《旧唐书·睿宗纪》则明确说：“神龙元年，以诛张易之昆弟功，进号安国相王。”可见相王（即睿宗）是此次政变的参与者。其时李隆基年已二十，为卫尉少卿，对此事绝不会无所耳闻，相反，从他以后“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勾结禁军将帅等行为来看，[61] 中宗统治年间他就常想起事。景龙二年外任潞州也非偶然，而他回京后，望气者说他宅外水池有龙气，中宗幸其第，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云云也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这就是因为相王父子在当时一直是颇有政治实力的人物。中宗死后，皇后临朝摄政，“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李旦之子）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62]。同时封父子二人为王“以从人望”，可见李旦的政治影响。证以诛韦后之事更可说明。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初二）日中宗崩，丁亥（初七）日殇帝即位，庚子（二十）日隆基等就发动了政变。由此可知，说隆基在中宗统治时期一直在准备着起事确不过分，否则就不可能在不足两旬之内便顺利发动政变并获成功。况且韦后在中宗死后秘不发丧，正从各地调集兵马以加紧防范呢！[63]
至于此后的一系列政变，玄宗大多都是参与者和谋划者。重福以太子身份攻打东都对当时睿宗、隆基等人的震动不会太小，所以在局势平稳后，年仅十七的中宗唯一所剩之子重茂便死了。太子或皇子在这些政变中的作用，玄宗也不可能没有意识，重茂之死可以为证，他即位后颁布的对诸王的防范之制也可以为证。[64] 所以当武惠妃以太子结党、指斥至尊诉于玄宗时，便为玄宗所不能容忍。我们不排除他有宠于惠妃才这样，但对其三子处置之酷、后也终未立惠妃之子寿王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感于往昔之事。
但他在杀死自己的三个亲子后不久，武惠妃也病死了，其心情之伤感可以想见。后来，杨玉环进宫，歌舞升平，他在位已达三十余年，年纪也近古稀。他一方面倦于政事，想吐纳导行，学道修行，以求长生，[65] 但同时又怕太子结党或朝廷大臣依附太子而向他夺权，甚至发生二、三十年以前自己经历或目睹的那些为夺权而发动的血雨腥风的政变。年纪越大，往事似乎越近，有时竟宛如目前，疑心也就随之而越大，于是他就特别希望能有只忠于自己而反对任何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在当时权力世袭的背景下，能取代自己者，除太子外还有谁呢？！在帝位终身制下，晚年的玄宗有这种惧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国家最高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一唐玄宗，从自己的心境出发而将国事付于自己所信任的少数几个人又怎么会做不到呢？！虽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天宝年间的政治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格局又怎能长久维持呢？终于在十数年之后爆发了安史之乱；它既是天宝格局的表现，又是这一格局的结束者！
三 余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