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虽倚以爪牙，温又见安禄山受主恩，……常谓禄山曰：“李右相虽观察人事，亲于三兄（案指禄山），必不以兄为宰相。温虽被驱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禄山悦之。
从天宝十载禄山兼河东节帅时，奏请吉温为副使，杨国忠以其与禄山结托，追入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内采访处置使，后终遭贬、死，“禄山起兵作乱，人谓与温报仇”。但史书把他们二人勾结归因于吉温要引禄山入相。以林甫之为人，荐之为节帅，禄山已惧之三分，[21] 引之入相，亦可制之，仙客即其先例，林甫不会因其难制而不引之入相，况且当时还是群相制，不引禄山也需引他人入相，何必要不引禄山呢？——其原因是他根本无入相之条件与可能。天宝十三载三月玄宗欲以宰相处之，杨国忠以其“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为由谏止[22]。玄宗拜之为相，也不过为使相，[23] 然无实质之使相虚衔亦不轻意授之，更可证其无入相之可能。禄山自己对这点很清楚，所以才交通吉温，以图侥幸；否则，自当请求玄宗而入相了。吉温交结禄山不过是利用禄山受宠之机而使之荐己入相而已。如果安禄山有入相之可能，或曾历任朝中显宦，则绝不可能兼任数镇，或任帅长达十数年之久了。
总之，安史之乱以前，边帅的久任、兼统、出将入相等问题在总体形势上，都未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至于“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情况，是当时边地形势的客观要求。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究其性质，也应当出现在边防前线，此本无可厚非。军队集中屯驻与叛乱之间本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精兵屯于北边并不会一定导致兵变。所谓屯兵要恪守内重外轻的原则是安史之乱以后人们的看法。
安禄山是在开元未至天宝年间，朝廷认为蕃将寒族无党援、易控制的背景下逐渐由蕃将而位至节帅，并得以兼统和久任的。在这一背景之下，以蕃人或寒族出任节帅的并非禄山一人，他们都在任期到一定年限后即予撤换，而禄山为何可以例外呢？旧史一般将此归于玄宗对禄山的过分宠信。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宠信呢？陈寅恪先生对此曾有过分析，认为河朔地区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胡化，居住于这一区域的是东北及西北的诸胡种，在这种情况下，“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拓竭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姓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24]但据陈先生论述，河朔胡化的时间是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而据《王表》所列开元年间幽州的历任节帅中，除赵含章、王斛斯两任情况不明外，只有安禄山一人为胡人，其余均为汉人，任期仅次于安禄山的张守珪也是汉人，而且，张守珪任职期间，也正是幽州军事实力得到很大增强的时期。如果东北局面需要安禄山这样一个人任节帅，那么为何在这一地区胡化最关键的时期不用这样一个人物来羁縻统冶呢？我们不否认朝廷任用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与当时这一地区的情况密切相关，然而具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也绝非禄山一人，[25] 唐廷完全可以再拨擢一位以代之，然而玄宗却任之达数年，以致使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慢慢培养起了自己的势力而终致叛乱。所以，玄宗对他的过分宠信另有原因。
据《安禄山事迹》卷上所载，禄山本为一寒族朗人，因其战功而被节帅张守珪养为假子，后渐升至千卢将军。开元廿四年战败，几被处死，廿八年为平卢军兵马使，廿九年因曲事河北采访使张利贞、利贞归朝盛赞之而升任平卢节帅，至此，禄山之迁转尚属正常。天宝二年入朝“奏对称旨”后才得到不次拨擢：次年兼任范阳节帅，离京时玄宗命中书门下三品已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于鸿胪亭子祖饯。禄山首次觐见，就得到玄宗如此尊宠之礼待，推演史载，知此即由其“奏对称旨”所致。禄山以一蕃将奏对何事而使玄宗如此满意呢？《事迹》自注：
是时，禄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内生紫方虫食木苗，臣焚香告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诚，其虫请便消化，启生必应。”时有群鸟食其虫，其鸟赤头而青色。伏请宣付史馆。
所谓“是时禄山奏云”即指禄山觐见时“奏对称旨”之奏对，姚汝能据当时档案以注出之。其所奏清称旨不过是向玄宗表了一番忠心而已，别无其它实质内容。此前禄山曾贿赂中央出使地方的官员以求其向玄宗美言，禄山任平卢节帅或许与此有关，但禄山得以兼统幽州则是这次“奏对称旨”以后的事。身兼幽州、平卢并不罕见，张守珪即曾兼统七年，禄山出镇而玄宗命三品以下官员祖饯，也并不是因其兼统二镇，而是欣赏他的“忠心”。同书天宝六载条载：
玄宗春秋渐高，托禄山心旅之任，禄山每探其旨，常因内宴承欢，奏云：“臣蕃戎残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不对，私甚怜之。因命皇太子见之。禄山见太子不拜。左右曰：“何以不拜？”禄山曰：“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拜，禄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纯诚。
《新唐书·安禄山传》称其“晚益肥，腹缓及膝，……帝视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禄山反复向玄宗表明的是对玄宗的一片忠心。所谓“禄山每探其（指玄宗）旨”，“常因内宴承欢”、大献忠心而博取玄宗对他的“甚怜”，说明玄宗内心所要求的也是这种忠心。如果其忠心仅在口头上，也未必能深中玄宗之旨，当禄山向玄宗献忠心之后，玄宗令其拜见太子，而禄山却不拜。不拜太子既是禄山向玄宗献忠的表现，也是玄宗认为禄山忠于自己的有力证据，从此，玄宗对他更加宠信，不断给他加官晋爵，以至欲“托禄山心旅之任”。其时玄宗“春秋渐高”，按理他应当筹划其百年后传位太子之事。如此，则承“心旅之任”者应指顾命大臣或托孤之人，但他选中的人却是不拜太子之安禄山。可见，所谓的“心旅之任”并非指托孤或顾命大臣，而是只忠于自己而与太子相抗衡的握兵蕃将，这说明玄宗对太子是有猜忌之心的。正是这种猜忌之心和安禄山对玄宗与太子载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导致了禄山的久任。这从玄宗对禄山所采取的非常不力的防范措施中也可得到佐证。
禄山兼统的是河东、幽州、平卢三镇。在天宝十载二月他提出要兼统河东时，玄宗虽然同意，并应其要求任命其死党吉温为留后，但次年十一月杨国忠就将吉温召回京师任职[26]，此后之留后未见史载，[27]但禄山起兵反叛时，“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而未言及对河东节度副使之安排，相反却命别将高秀严守大同，其目的显然是防遏河东；同时他还派人以献射生手为名，乘驿至太原，乘北京（即太原）副留守杨光翽出迎之机，劫之而去，“太原具言其状”[28]，可知杨光翽并非禄山亲信，禄山也不能控制河东。参以杨国忠入相后对禄山的种种防范措施，[29] 可知吉温被召回京师，并非如史载所言因他与国忠相善之故，[30] 而是朝廷不让禄山控制河东，故此后之河东留后并非禄山亲信。至于幽州、平卢，原本为一镇，后也经常兼统，甚至合并，禄山兼统亦属正常。在安禄山任幽州、平卢节帅时，朔方节帅任用的是与禄山有矛盾的安思顺、哥舒翰，陈寅恪已指出这是为牵制安禄山[31]。当时，防御北方的节镇中，朔方、河东、幽州平卢三道力量最大，与禄山毗邻的两镇都可牵制禄山，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禄山。他长期控制一镇，就足以起兵作乱，但如果按期令禄山换防，就说明玄宗对禄山并无特别之处，就不足以体现玄宗对他要“托以心旅”之意了。
（二）太子废立与李、杨秉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