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探讨的范围位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地区，这一地区历来是蝗灾高发地区。徐光启早就对此有所认识:“按蝗之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琢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之地，湖漅广衍，暵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记，大若如此”1。在现代农药推广以前，灭蝗基本上以人力扑捕为主，由于飞蝗在较大的地区内发生，个人或单个村庄等小规模防治是微不足道的。客观上要求大规模的组织进行干预，这便促成了封建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在古代社会，只有如此，短时间内完成较大范围的人员组织和调动才能实现。
宋代，政府已开始有规模地组织民众从事捕蝗，并涉及到国家与乡村多层次的治蝗协作。南宋淳熙八年，政府制定关于乡村捕蝗律法：“诸蝗初生，若飞落，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地主邻人隐蔽不言，耆保不即时申举扑除者，各杖一百；许人告报，当地职官承报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亲临扑除；或扑除未尽，而妄申尽净者，各加二等。诸官司荒田牧地，经飞蝗住处，令佐应差募人，取掘虫子，而取不尽，因致次年生发者，杖一百；诸蝗虫生发飞落，及遗子而捕掘不尽，致再生发者，地主普保各杖一百”2。捕蝗的规模也相当大，元中统年间，真定一带蝗起，朝廷遣使者督促捕蝗，“役夫四万人”3。
明代的作法是中央派员到蝗区监督指挥。大多是通过户部派员。永乐元年，“直隶、淮安等府蝗，上命户部遣人捕之”4。宣德六年六月，山东济宁州上奏有蝗蝻生发，“命行在户部遣人驰释，往督有司捕之”5。宣宗六年、八年，兖州府一带蝗灾，同样是“行在户部”遣人督捕。也有通过其他机构派员的，成化十二年，大名府“境内蝗蝻覆地，伤稼，虽悉力捕痊，日加繁盛”，皇帝“遂遣御史、给事中、锦衣卫驰驿。“分往督捕”6。
清代的捕蝗体制是皇帝监控下的总督、巡抚负责制。由于府县之间有疆界之分，而一场蝗灾往往至少要涉及到几个府县，故督抚的权力使其在捕蝗管理中处于有利的协调地位。蝗灾发生后，督抚要密切关注飞蝗的动态，除组织、动员和协调地方力量外，还直接委员参与。朝廷对责任者也有相当的处罚。康熙四十八年曾作出规定，“州县卫所官员，遇蝗蝻生发，不亲身力行扑捕，借口邻境飞来，希图卸罪者，革职擎问；该管道府不速催扑捕者，降三级留任;布政使不行查访，速催扑捕者，降二级留任；督抚不行查访，严伤催捕者，降一级留任;协捕官不实力协捕，以致养成羽翼，为害禾稼者，将所委协捕各官革职”。蝗灾的情报系统也有严格的责任制，“该官州县地方，遇有蝗蝻生发，不申报上司者，革职。道府不详报上司，降二级调用;布政使司不详报上司，降一级调用；布政使详报督抚，督抚不行题奏，降一级留任”7。
清代以前的政府捕蝗组织活动由于资料所限，无法详知。但清代的情况，可从现出版的清宫档案中分析其运行特点。
 
二、政府控制体系的运作
 
雍乾时期，有4次蝗灾在已出版的清宫奏折中有较为详细反映，分别是雍正二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十七年和乾隆二十八年。这几次蝗灾中的奏折可以作为极好的个案分析资料。
奏折一般都很详细。以雍正二年山东巡抚陈世信的上奏为例：“东昌府一带蝗蝻，臣遣官查勘，据称清平、博平、茬平并高唐州并已捕尽，其余各州县尚未覆到……至泰安州一带，臣昨赴济南时，绕至开山庙等处一看，飞蝗尚未尽绝，各员现在扑捕，如汤泡火烧掘壕诸法皆一一行过。实因泰安一带俱在山麓，去年蝗灾发生甚迟，后俱聚于山上，蚕食草叶，因为遗种在山，扑灭较平地稍难，故德州、禹城、齐河在平地者，并已捕尽。而山麓之州县，实未尽绝，然各员畏催参处，亦皆实力捕扑，如长清令毛钧自前四月十日出外扑捕，迄今五旬，尚未回府。给赏之钱费至一二千串，现又以米易蝗。此在大道之旁，耳目共见，将来果若成灾，自应照例参勃，但其中似应稍为分别”8。在这里，蝗灾分布和发展、扑捕的经过、捕蝗灭蜻的方法都一一介绍。
捕蝗情况是由地方官逐级向上汇报，总督、巡抚则直接向皇帝具折奏报。蝗情急迫时，总督巡抚等大员甚至一天内连上几道奏折，皇帝则不断地向这些人颁发“上谕”，指导捕蝗工作。
1.督报系统
蝗情发生后，乡民向地方官汇报，县与县之间，也要互通蝗情。雍正十三年，直隶庆云县向乐陵县报告有盐山飞蝗入境，这称之为“移会邻县预防”9。
乡民往往并不愿意积极上报蝗情。以乾隆十七年为例，这一年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蝗情，顺天府尹胡宝琅上奏称：“今岁直隶蝻生之处共四十三州县……乡民每于蝻子生发之处虽悬赏不肯报官，以至生长竞翅，各处飞扬。细询其故，恐报官则派夫或致蹂蹦，徒多烦劳。惟信刘猛将军祈攘可免，若扑捕则所生愈多”10。基层官员也常匿情不报，因为他们害怕受到处罚。为了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上级官员不得不重视蝗情汇报。这一年，直隶总督方观承认为，“有蝻之州县与现在生蝻之处，壤境相错或有漏报，关系巨细”，“除行司立定规条，伤令道府督率各州县分别悬示赏格，惮使乡民有见即报”外，他还直接派人下乡，“分赴各该处，遍历村庄，会同地方官实力巡查”11。
2.下乡
以乾隆二十八年为例。只有将蝗蝻在未成飞蝗时扑打消灭，才能防止蝗灾蔓延，过期不捕，迁飞后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政府治蝗的重点在于捕蝻，不但一般地方官特别是县令要直接下乡组织捕灭蝗蝻的工作，督抚大员和其他官员往往直接到蝗蝻生发处指挥。
乾隆二十八年的蝗蝻主要在河北平原的北部涝洼地带发生，“直属安州、任邱等处俱有蝻孽蠕长，郭州一带亦间有萌生之处”，“直隶之吴桥、东光、南皮、沧州、青县、静海境内村庄，亦均有飞蝗数处”，另外，山东历城、长清等县境内也间有飞蝗。12
直隶总督方观承、布政使观音保，朝廷官员阿桂、裘曰修、钱汝诚等各路大臣纷纷亲自下乡查询督促。方观承往河北平原北部蝗区直接派了许多官员，并严明惩罚办法，“凡有蝗蝻生发及草生蚂蚱，立即调集护田夫，一概捕除尽净结报，如文武官不亲身出捕，或妄分界限，协捕不力，或夫役不齐，致有迟延，即行严参重罚”。13方观承本人也亲自参加，他在庆云查处了六处蝗蝻区，并在蝗蝻较多的一处直接督促灭蝗工作。14
3.迁飞动态与地方责任
蝗虫的迁飞动态可以反映捕蝗责任县的方位，皇帝往往据此作出判定。雍正十三年，皇帝给王士俊和岳潜的上谕中有：“今年直隶蝗蝻起于天津府之青县，旋飞至盐山、庆云一带地方，查山东之乐陵县实为接壤，则乐陵之蝗由青县飞来确然无疑。至于山东之信雅、商河等处，则与直隶相隔尚远，飞蝗岂能越境而至?凡属官推托卸过之言，不可尽信”。岳潜则在此之后赶紧调查，结果发现迁飞路线是“乐陵飞蝗由盐山县飞入，而阳信、商河之蝗则由乐陵飞入”15。
乾隆二十八年的责任追究已涉及大臣。七月十日，直隶布政使观音保上奏说静海飞蝗起自大城县，并认为沧州的飞蝗也由该县越境而至16。知情后，乾隆马上传谕追究责任。在大城负责捕蝗的是另一位大臣钱汝诚，他奏称已捕灭了大城蝗灾，乾隆批道“恐有不实，另有谕旨”17。并在七月十六日在给钱汝诚的上谕中指出其所奏与观音保的互异。阿桂、裘曰修、方观承等也于七月十四日接到上谕，“沧州、静海飞蝗据称自大城而来，其从前系何人赴该处查办，究竟起自何处，著传谕阿桂、裘曰修、方观承及府尹等速即据实查明具奏”。在此之后，大臣们纷纷上奏澄清。阿桂等辩解道，“查明大城惟有零星蝻子，并无飞蝗……从前大城蝻子生发，臣裘日修赴文霸时，由该处先行查办。臣钱汝诚继往捕竣之后，臣阿桂、臣方观承又先后赴该处覆勘，实已尽净。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