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蝗起自东淀，随起随落，并未致令蔓延”18。钱汝诚在以后的调查中，不但证明了大城一带的飞蝗在各位大员的努力下早已捕净，还进一步指出观音保的错误，“臣复遍加访询，佥称静海一带飞蝗多来自淀中与滨沿河海苇草之地。”19
4.处罚
以乾隆十七年为例。乾隆十七年的蝗灾在官僚系统有所反应时已经扩散，皇帝对此表示不满。“前据总督方观承奏到各属蝻子萌生一折，已批令竭力督缉，毋留余孽。今据侍郎兼府尹胡宝琅奏称亲赴武清所属村镇，见新蝗翅芽已茁，其地甚广。有宽致数十百亩者，草丛攒簇跳跃，在在皆然。顺属已报有四五州县，惟武邑最多……观此则蝗蝻萌动，其势颇炽，若于初萌之时，即上紧扑打，何至长翅生芽?可见初报生发，已属长成，虽称打扑，仍未尽净。从来外官以文移禀报为办事，上司则称立定章程，悬示赏格，下属则称竭力奉行，加紧扑灭。按之实际，殊不甚然……此等奉行不力之员，必当重加处分，以示惩儆”20。
根据上谕，方观承对一些官员做出处理。他先参处武清县知县，“该武清县知县沈守敬，当蝻子初生之时，不能早为查报，以至长生翅芽，又不能及时上紧扑除净尽，而营员具报之。栗上屯三处，该县先后报文内，并未开入，既属奉行不力，亦复昏馈无能。臣现在与府尹胡宝琅会疏题参，以示惩儆”21。
方观承对大名府魏县和大名县二县知县的参处，则是他自己采取的行动，因为大名府的蝻情的确已很严重。“梅廷训初报魏县蝻生十三处，李谏初报大名县蝻生十四处，节次据详捕净，尽具结申送在案。今臣查魏县实在净尽者止有二处，大名县实在净尽者止有五处，其余已报净尽处所，竟有大小蝗蝻夹杂于各色蚂蚱之内，均已长翅能飞。魏县计共十一处，大名县计共九处，并相连村庄，亦多有续生，不胜骇异……该二县当蝻子甫生之时，并不实力细加搜捕，逮行结报净尽，希图草率了事。及至复生，又不将长大生翅等情形，据实通报办理，殊干严例。兹据大名道赵之壁、大名府朱焕面察具揭详参，相应具实参奏。请旨将魏县知县梅廷训，大名县知县李辣均照例革职拿问”22。这一带的蝗情的确十分严重，大名县的方志中有“三月大雨，夏大蝗。积地盈尺，禾稼食尽，总督方观承督有司逐捕”23。出力的官员得到嘉奖，胡宝琅以及天津道董承勲、知府熊绎祖等都得到了皇帝的表扬。方观承上报了几位知县，“交河县知县黄元纪，搜防周密，屡值飞蝗入境，捕除有方，最为尽力；青县知县叶志宽，上紧扑灭，刨挖蝻子最多，亦属奋勉;又静海县四党口守备徐云龙，枣强县沈鸣皋，委令协办各处，俱能无分疆界，昼夜搜捕，出力居多。以上各员，询属实心勇往，臣等遵旨会同查明，据实恭折奏闻”24。
5.河道总督的权力
受蝗蝻由鱼子所化观念的影响，朝廷特别重视对河滩洼地蝗蜻情况的检查。由于这些地区多在河道附近地区，河道总督在捕蝗灭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雍正九年河道总督沈廷正奏:“陆月叁拾日济宁南乡新店等地方有蝻子生发，离新店南十数里洼地荒草内及牛头河地方，蝻子大小不一，有一二间房地一片者，有四五间房地一片者，相隔一里半里不等。令署城守营都司李之秀及济宁州知州张纶，左营游击韩国枝等现在率领兵夫捕打……仍令不时在于各境巡查捕打，并檄委效力员兵前往协同捕蝻，务期净绝根株，毋致蔓延。募咨山东抚臣岳潜转饬扑捕在案。臣思蝻子初出，翼翅未生，必须趁时捕净，庶免蔓延”25。由此可见，河道总督不但可以对管辖区域内的地方官和绿营官弃下达捕蝗命令，对巡抚也有影响力。另外，由于河道总督辖下的兵员一般就在蝗蛹区，行动特别方便。在雍正十年，峰县发生蝗情，河道总督朱藻“随即严饬兖州府厅营印汛，将峰县生发蝻子勉期扑灭，毋使转入邻境。一面飞檄司道，通饬各州县于各该境内，湖滩涸出处所，加意防范，务稗种类净除，不致为患”26。在这里，河道总督不但可以直接调动营汛官员，还可以命令地方协同会捕。
雍正十一年，河东总督王士俊指挥和协调范围广达山东、直隶、河南、江南四个省区。当时大水过后，他认为河南、山东黄河两岸“所遗鱼子，易变蝗蝻，正在生发”。委派“山东曹东道王鸿勤、河南归德府知府王蔑兴督率两省文武，多催人夫，于交界之地，设法扑除”。对兖州鱼台县彭家庄、王家楼等处的蝗蝻情况，由于鱼台县县令已前往蓟州未回，他便“飞咨江南督抚迅饬徐州沛县各官上紧协捕外，仍严伤道府文武，无分此疆彼疆，多募人夫.一体扑灭”27。
6.捕蝗灭蝻的方法
乾隆二十八年为例。这一年，蝻情特别严重，钱汝诚在文安、大城一带的扑蝗灭蝻，人数已达数千人。但捕蝗方法只是组织人力进行简单的人工扑打。灭蝻时由于气候条件适于蝗蝻的生长，捕打时特别费力，“一番扑尽，又长一番。大者扫除，小者复发，臣等自二十三日到文安后随添集人夫数千名，竭力扑捕，两日有余，其所报片段至里许大者，俱已扑除”28。
山东巡抚阿尔泰提到一些技术上较为复杂的方法，德州、济南一带捕蝗时，“一面扑打，一面张网兜捕，惮无漏逸。又于隙地刨沟，夜间燃火，蚂蚱见火奔趋，群集沟内，加草焚烧，用土埋压。并于黎明露重之时，上紧扑捕”。另外，他非常重视蝗虫复发的预防工作。“恐遗孽复萌为患，严伤地方官于蚂蚱生发处所逐一搜挖，其碱场荒地并令翻犁以除遗孽，不致续有生发”29。
崔应阶在七月初三日的上奏中也提到火烧灭蝗和翻耕除蝻的方法。当时他从任邱回山东，看见德州平原一带田内，有零星细小蚂蚱跳跃，“询之土人，金云系前次蚂蚱遗子复生。臣即亲加督办，因禾稼盈畴，每处俱令民夫先于空地挑壕，排列雁翅，驱入壕内，用火焚烧，立时尽净”。他还提到清除蝻子的工作，“遗子未净，即今年幸不出土，必为来年之患。臣现在仍饬巡防搜挖，总以节交白露，方可无虑。仍侯九十月间，将生蝻地亩令民深加翻耕，使蝻子破碎，冰冻不能复生，以绝根株所有”30。
乾隆皇帝在接到钱汝诚、阿桂等关于沧州飞蝗不起于大城而起于淀泊地带的奏折后，即发出上谕，指导淀泊地区的防治工作，“看来淀泊丛苇实为蝗蝻滋生之蔽，但建将苇草烧尽，又恐近淀居民藉刈割为生计者未免有碍。蝗蝻遗子，大概附土而生，天气愈寒，入土愈深。莫若侯刈割后将根株用火焚烧，既可以净遗种，而明年之苇荻益加长发”31。

三、灭蝗过程中的国家与乡村 
  
1.政府对乡村的组织 
发现蝻情后，国家除了动员有限的直接控制人员外，主要还是通过对基层乡村进行组织来完成捕蝗灭蝻。尽管朝廷的督抚常派员下乡，但在一般情况下，直接负责的还是知县。雍正年间馆陶县知县赵知希的《捕蝗词》很好地反映了组织捕蝗的过程和农民之心态： 
“麦秀黄云夏风旱，纳子蠕蠕初出卵。壮农护麦不敢声，里正促报乡情断。县官当日下乡来，惩尔报迟怒似雷。传集村夫三百五，禁说不蝗不为灾。县官执册编成伍，编伍编得长蛇如。两股嘈嘈打成团，短木缚声不计数，东西豪堑百丈余。一扑一击心唏嘘，炎炎烈日烧如火。家有青苗尚未锄，可怜日夕不得息。旦暮有蝗生飞翼，公文催督星火驰。只说有蝗填不力，百钱一斗买飞蝗。小男老女忙田野，螳螂蚱蜢同时尽。市上争得蝗价昂，嗟乎捕蝗真可悲。高筑蝗缘星叠叠，留待委官来看验，遥天怕有蜻蜒飞”32。 
诗中亦反映小农在蝗灾中的不愿参与心态，但在蝗蝻生发之时，依赖官方组织却很有必要。蒲松龄认为，“蝻出蠢蠢，非若大蝗可以惊逐，必纠合邻村，掘壕数处，并力逐杀，务使尽绝。要知邻禾既尽，我亦不免，勿谓蝻不在我田亩，遂袖手旁观，窃幸旦夕之无事也……若求邑宰委官遣役督催打之，其人尤易集，蝻尤易平”33。 
乾隆年间，乡村中开始设置护田夫扑捕蝗蝻。前已提到，乾隆二十八年方观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