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弗尔史学研究的特色。“探讨长时段中人们的态度是心态史的特点，而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密不可分。”[9]
除了承继第一代学者的学科整合和对非政治史的关心等传统之外，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不再满足于只对日常生活习俗的挖掘，发展出“长时段”与“结构”的历史。布罗代尔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的一个地区(地中海)的“整体历史观”，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该书中，布罗代尔匠心独具地以区域性的地中海空间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其著作的边界，并将传统史学研究的划一性时间析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每一个时间层面对应着不同的历史。由此观之，区域历史与时间的多层面性，是布罗代尔这本名著为后世历史人类学者提供的重要启示。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进入以勒高夫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时期。与前两代学者相比，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学科整合的路上走得更远，加上英国、意大利等国“新史学家”的努力，世界历史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建立在年鉴学派社会史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历史研究潮流蓬勃兴起，这就是彼得·伯克所称的“新社会文化史”。“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这里，它与美国和所称的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并传播到许多其他国家，70年代初传人英国和意大利，八九十年代则播及欧洲其他地区：德国、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国。[10]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可视为继年鉴学派社会史研究之后，世界历史研究的又一次研究范式的革新。“这场运动并不囿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里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和理查德·普莱斯均转向历史领域(如爪哇、摩洛哥、夏威夷和苏里南等地的历史)，从而推进了这一新趋向。”[10]由于人类学家的加入，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促使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历史人类学也成为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重要研究领域之一。①“社会文化史也常以历史人类学著称，其实践者常受人类学家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的启发。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10]
雅克·勒高夫1971年出版的《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就是一本典型的历史人类学著作。恰好体现出作者致力于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8](p40]的学术努力。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是历史人类学“最典型的著作”，它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区别感。“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11](p87～88)“过去即异邦”，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对底层世界的关注，无疑是该书的特色。此外，新社会文化史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微观史的研究也极具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微观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都是对一个地方小社区的历史考察。《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传唤异端嫌疑犯的口供，讨论了14世纪初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的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以及当地的时间、空间、宗教等观念。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的是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这两本微观史的研究著作的共通之处，则在于都是关注地方小社区(村庄)，研究的方式都借用了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文献资料主要是从“田野调查”中得来。因而，微观史学的作品也深受历史人类学的影响。
总之，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过程大致是从社会史到新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是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学科整合”的深入发展，是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特征。当然，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萨林斯等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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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彼得·伯克所言，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领域分别为：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
二 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13]在20世纪30年代才基本成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20世纪初社会与学术大转型的时代里，吸收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发现新的文献材料(主要是指清宫档案)，并最终确立其学科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史”自学科创建之初，就相当注重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曾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曾说：“其他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13](p337)学科整合的“综合史”研究，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得不尽相同，但却成为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也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与新兴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也日渐受到重视。与中古史、上古史研究相比，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采用上更是得天独厚。首先，一切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资料，缺少了文献资料的史学研究无异是空中楼阁。相对来说，有关近代中国的文献浩如烟海，史家穷尽一生的精力也未必能阅尽所治领域的全部文献。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性”研究对史料以及史料种类的丰富性要求极高，因而，至少在文献层面上，中国近代史研究要比古史研究更容易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其次，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田野调查”，需要深入到一定地域进行实地考察、观测体验与搜集资料。且不说上古史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不易进行“田野调查”，就是明清两代，由于几百年来时局的变幻，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相反，近代中国的许多风俗、习惯仍然在延续，近代史研究的“田野调查”则比较容易，也应该不断展开。再者，从中国近代史以往的研究状况来看，“田野调查”一直是其研究的“传统”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就开始着手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进行调查，较为著名的有1933年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的这本著作，在世界人类学学界也具有深远影响。它的出版改变了以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多是在无文字的“野蛮社会”展开的状况，从而超越了人类学研究的时空格局，费孝通本人也成为本土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因此，《江村经济》也未尝不可以视作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本土”的源头。1949年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为了弥补和丰富研究资料，许多学者相继展开实地调查。如南开大学师生对天津义和团的调查、山东大学师生对山东地区大刀会、神拳、义和团运动的调查等。80年代以来，在华北地区，先后有山东大学路遥等来自多所大学的中国教授与日本学者联合开展的社会调查；南开大学魏宏运先生所进行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冀东农村的调查等等。在华南地域，法国著名汉学家劳格文教授主持进行了对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实地调查，内容涵盖宗教、民俗、宗族、客家研究等诸多方面，而且出版了系列调查成果。综上所述，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应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实践，近年来以治民间宗教史与乡村史领域最为集中。《在中国发
除了承继第一代学者的学科整合和对非政治史的关心等传统之外，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不再满足于只对日常生活习俗的挖掘，发展出“长时段”与“结构”的历史。布罗代尔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的一个地区(地中海)的“整体历史观”，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该书中，布罗代尔匠心独具地以区域性的地中海空间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其著作的边界，并将传统史学研究的划一性时间析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每一个时间层面对应着不同的历史。由此观之，区域历史与时间的多层面性，是布罗代尔这本名著为后世历史人类学者提供的重要启示。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进入以勒高夫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时期。与前两代学者相比，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学科整合的路上走得更远，加上英国、意大利等国“新史学家”的努力，世界历史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建立在年鉴学派社会史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历史研究潮流蓬勃兴起，这就是彼得·伯克所称的“新社会文化史”。“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这里，它与美国和所称的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并传播到许多其他国家，70年代初传人英国和意大利，八九十年代则播及欧洲其他地区：德国、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国。[10]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可视为继年鉴学派社会史研究之后，世界历史研究的又一次研究范式的革新。“这场运动并不囿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里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和理查德·普莱斯均转向历史领域(如爪哇、摩洛哥、夏威夷和苏里南等地的历史)，从而推进了这一新趋向。”[10]由于人类学家的加入，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促使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历史人类学也成为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重要研究领域之一。①“社会文化史也常以历史人类学著称，其实践者常受人类学家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的启发。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10]
雅克·勒高夫1971年出版的《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就是一本典型的历史人类学著作。恰好体现出作者致力于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8](p40]的学术努力。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是历史人类学“最典型的著作”，它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区别感。“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11](p87～88)“过去即异邦”，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对底层世界的关注，无疑是该书的特色。此外，新社会文化史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微观史的研究也极具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微观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都是对一个地方小社区的历史考察。《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传唤异端嫌疑犯的口供，讨论了14世纪初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的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以及当地的时间、空间、宗教等观念。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的是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这两本微观史的研究著作的共通之处，则在于都是关注地方小社区(村庄)，研究的方式都借用了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文献资料主要是从“田野调查”中得来。因而，微观史学的作品也深受历史人类学的影响。
总之，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过程大致是从社会史到新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是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学科整合”的深入发展，是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特征。当然，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萨林斯等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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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彼得·伯克所言，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领域分别为：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
二 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13]在20世纪30年代才基本成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20世纪初社会与学术大转型的时代里，吸收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发现新的文献材料(主要是指清宫档案)，并最终确立其学科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史”自学科创建之初，就相当注重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曾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曾说：“其他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13](p337)学科整合的“综合史”研究，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得不尽相同，但却成为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也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与新兴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也日渐受到重视。与中古史、上古史研究相比，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采用上更是得天独厚。首先，一切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资料，缺少了文献资料的史学研究无异是空中楼阁。相对来说，有关近代中国的文献浩如烟海，史家穷尽一生的精力也未必能阅尽所治领域的全部文献。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性”研究对史料以及史料种类的丰富性要求极高，因而，至少在文献层面上，中国近代史研究要比古史研究更容易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其次，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田野调查”，需要深入到一定地域进行实地考察、观测体验与搜集资料。且不说上古史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不易进行“田野调查”，就是明清两代，由于几百年来时局的变幻，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相反，近代中国的许多风俗、习惯仍然在延续，近代史研究的“田野调查”则比较容易，也应该不断展开。再者，从中国近代史以往的研究状况来看，“田野调查”一直是其研究的“传统”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就开始着手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进行调查，较为著名的有1933年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的这本著作，在世界人类学学界也具有深远影响。它的出版改变了以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多是在无文字的“野蛮社会”展开的状况，从而超越了人类学研究的时空格局，费孝通本人也成为本土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因此，《江村经济》也未尝不可以视作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本土”的源头。1949年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为了弥补和丰富研究资料，许多学者相继展开实地调查。如南开大学师生对天津义和团的调查、山东大学师生对山东地区大刀会、神拳、义和团运动的调查等。80年代以来，在华北地区，先后有山东大学路遥等来自多所大学的中国教授与日本学者联合开展的社会调查；南开大学魏宏运先生所进行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冀东农村的调查等等。在华南地域，法国著名汉学家劳格文教授主持进行了对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实地调查，内容涵盖宗教、民俗、宗族、客家研究等诸多方面，而且出版了系列调查成果。综上所述，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应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实践，近年来以治民间宗教史与乡村史领域最为集中。《在中国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