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的“民间琐事”。对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通民众的关怀，以及从看似芜杂琐碎的“下层历史”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命题，是社会史学者的学术理想和关怀。历史人类学在研究取向上承继社会史这一传统，同时在研究对象上更偏重于对下层历史与大众文化的关注。这似乎与其具有人类学的渊源有关。从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学最初的研究领域为远方的“初民社会”，是属于无文字历史的“野蛮”社会，及至后期开始转入对非工业社会的研究。它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研究领域始终偏重于“下层”与“落后”社会。历史人类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结合的产物，因此“底层视角”的取向，应是中国近代史中历史人类学实践的自觉取向。“底层视角”还意味着历史人类学在文献上的转向。研究者们的眼光向下随之带来的是史料如何足以支撑研究的观念。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史相比，对民间与“下层”史料的丰富性要求更高，因而，“底层视角”要求必须向“下层”社会寻找史料。史料层面上的“底层视角”，将在下文详述。
再者，中国近代史中历史人类学“底层视角”的取向，也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变革。中国近代史以往的历史研究，常常在“客观”的理念下，忽视了研究者的创造性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笔者所从事近代的民众意识研究为例，对民众意识的解读与把握，如果不深人到当地特殊的社会文化处境中，就很难对许多纷繁复杂的表象做出深入的研究。换言之，以我们研究者的思想文化观念去解读民众的精神世界，往往是不够的。“底层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历史学者不仅要“俯身”关注下层社会，而且要融入到下层社会的历史处境之中，以理解的眼光和“移情”的态度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并且尽量从当地的文化体系中去思考研究对象。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其实也正是一种“底层视角”的精神。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区域经验。所谓“区域”就是赋予历史研究一定的空间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一支区域社会史近年来获得蓬勃发展，譬如王振忠对徽州的研究、华南学派对华南地域的研究以及笔者所在的南开大学对华北社会的研究等等。区域社会史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史向精深、细致方向发展的结果。因为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过去那种宏大的一元论研究模式，常常掩盖了许多地域性的差异，对历史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而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人类学，其学科特点是天然带有“区域”的空间性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社区和认同”是人类学的重要问题。所以历史人类学无论是从社会史还是人类学的传统出发，对区域经验的重视都是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
“区域经验”在以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以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华南学派，如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在80年代初与海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的合作。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叫樟林的乡村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厦门大学的郑振满与武雅士、庄英章、丁荷生等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等人对香港、广东一带民间信仰情有独钟。他们深受人类学影响的的历史研究，各自带有明显的“区域”取向，或者把研究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或者将注意力“集束”在一个文化地带。而他们在研究整体上又构成了对华南地域社会的深入探讨，合力将“华南区域经验”推向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在这里，“华南区域”的社会文化内部结构成为这些历史人类学学者研究的边界和做出解释的“地方性知识”。笔者所从事的近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与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社会。这种“区域经验”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史料文献大多来源于华北的乡间社会，“田野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域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对许多文化、宗教现象的理解和判断，都离不开华北区域社会的文化结构。
实际上，对“区域”或“社区”的重视，不仅是因为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地域，容易对所要分析的对象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达到一种深度，更隐含着历史人类学学者力求“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的学术诉求。因为将研究置于一个地方性地点，不但会取得对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洞察，而且可以此为基地，投射到更广大的空间和概念网络。这样，“分散”的史学研究，才能“汇聚”成研究通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验”与“总体认识”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文本与“田野”的互动。历史人类学有别于传统史学研究的最为外在的特征，就是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用。众所周知，田野调查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就如同史料之于历史学一样。“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整个文化人类学领域离开了实地田野调查研究就没有生命力。”[1]整个文化人类学研究就是建构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历史学传统来看，“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是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要求所致。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随着研究观念的革新、研究视角的下移。传统史料已然不能满足史学家的要求，必须寻找新的史料来支撑研究。“田野调查”就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来源。
“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之中，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历史学范畴内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有何不同?这也是目前历史学者饱受人类学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人类学家的眼里，所谓的“田野调查”必须在当地参与生活较长一段时间；调查者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有资格称作“田野调查”。而历史学者在这方面似乎更像“游击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自称是“田野调查”。不容否认，时下的许多“田野调查”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人类学家的诟病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学科本位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历史学视野里的“田野调查”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主要任务是到当地去“发现”文献资料。换句话说，“文献”才是历史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基本任务。因此历史学者所考察的是“田野现场”的过往的历史，“田野现场”的“现在”是历史的延续状态，透过“现在”发掘“历史”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人类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所关注的重心是“现在”，“历史”是了解“现在”的途径，这种关注重心的差别，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田野调查”上明显不同的根本原因。
既然历史学学科内的“田野调查”主要是以取得“文献资料”为目的，那么“田野调查”究竟为历史学文献贡献了什么呢?首先，正如笔者上文所言及的那样，“田野调查”为历史人类学实践“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提供了新的史料，并对传统的文本文献资料产生弥补与互证的作用。其次，“田野调查”在为历史文献资料贡献方面，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学者的“文献观”有所变革。传统史学工作者所面对的基本上是文本史料，所以对
史料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考证技术，是历史学者处理文献的主要技术。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新史料”，某种程度上是参与“田野调查”者的“发现”，“田野”中何种物件能够成为“文献”，以及怎样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献”搜集、整理，田野调查者自身的感受、经验以及学术兴趣，都决定和左右着他所得到的文献的类别与数量。在此，历史学者走出书房与文本，在“田野”中完成“发现”文献的过程。显然，这种第一手的文献，也充满了历史学者主观的取舍。
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文献资料的途径无疑是多元的，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口述资料的采集和应用。无论是历史学传统内的口述史的研究还是人类学的“
再者，中国近代史中历史人类学“底层视角”的取向，也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变革。中国近代史以往的历史研究，常常在“客观”的理念下，忽视了研究者的创造性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笔者所从事近代的民众意识研究为例，对民众意识的解读与把握，如果不深人到当地特殊的社会文化处境中，就很难对许多纷繁复杂的表象做出深入的研究。换言之，以我们研究者的思想文化观念去解读民众的精神世界，往往是不够的。“底层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历史学者不仅要“俯身”关注下层社会，而且要融入到下层社会的历史处境之中，以理解的眼光和“移情”的态度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并且尽量从当地的文化体系中去思考研究对象。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其实也正是一种“底层视角”的精神。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区域经验。所谓“区域”就是赋予历史研究一定的空间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一支区域社会史近年来获得蓬勃发展，譬如王振忠对徽州的研究、华南学派对华南地域的研究以及笔者所在的南开大学对华北社会的研究等等。区域社会史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史向精深、细致方向发展的结果。因为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过去那种宏大的一元论研究模式，常常掩盖了许多地域性的差异，对历史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而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人类学，其学科特点是天然带有“区域”的空间性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社区和认同”是人类学的重要问题。所以历史人类学无论是从社会史还是人类学的传统出发，对区域经验的重视都是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
“区域经验”在以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以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华南学派，如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在80年代初与海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的合作。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叫樟林的乡村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厦门大学的郑振满与武雅士、庄英章、丁荷生等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等人对香港、广东一带民间信仰情有独钟。他们深受人类学影响的的历史研究，各自带有明显的“区域”取向，或者把研究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或者将注意力“集束”在一个文化地带。而他们在研究整体上又构成了对华南地域社会的深入探讨，合力将“华南区域经验”推向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在这里，“华南区域”的社会文化内部结构成为这些历史人类学学者研究的边界和做出解释的“地方性知识”。笔者所从事的近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与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社会。这种“区域经验”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史料文献大多来源于华北的乡间社会，“田野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域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对许多文化、宗教现象的理解和判断，都离不开华北区域社会的文化结构。
实际上，对“区域”或“社区”的重视，不仅是因为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地域，容易对所要分析的对象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达到一种深度，更隐含着历史人类学学者力求“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的学术诉求。因为将研究置于一个地方性地点，不但会取得对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洞察，而且可以此为基地，投射到更广大的空间和概念网络。这样，“分散”的史学研究，才能“汇聚”成研究通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验”与“总体认识”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文本与“田野”的互动。历史人类学有别于传统史学研究的最为外在的特征，就是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用。众所周知，田野调查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就如同史料之于历史学一样。“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整个文化人类学领域离开了实地田野调查研究就没有生命力。”[1]整个文化人类学研究就是建构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历史学传统来看，“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是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要求所致。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随着研究观念的革新、研究视角的下移。传统史料已然不能满足史学家的要求，必须寻找新的史料来支撑研究。“田野调查”就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来源。
“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之中，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历史学范畴内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有何不同?这也是目前历史学者饱受人类学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人类学家的眼里，所谓的“田野调查”必须在当地参与生活较长一段时间；调查者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有资格称作“田野调查”。而历史学者在这方面似乎更像“游击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自称是“田野调查”。不容否认，时下的许多“田野调查”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人类学家的诟病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学科本位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历史学视野里的“田野调查”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主要任务是到当地去“发现”文献资料。换句话说，“文献”才是历史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基本任务。因此历史学者所考察的是“田野现场”的过往的历史，“田野现场”的“现在”是历史的延续状态，透过“现在”发掘“历史”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人类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所关注的重心是“现在”，“历史”是了解“现在”的途径，这种关注重心的差别，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田野调查”上明显不同的根本原因。
既然历史学学科内的“田野调查”主要是以取得“文献资料”为目的，那么“田野调查”究竟为历史学文献贡献了什么呢?首先，正如笔者上文所言及的那样，“田野调查”为历史人类学实践“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提供了新的史料，并对传统的文本文献资料产生弥补与互证的作用。其次，“田野调查”在为历史文献资料贡献方面，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学者的“文献观”有所变革。传统史学工作者所面对的基本上是文本史料，所以对
史料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考证技术，是历史学者处理文献的主要技术。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新史料”，某种程度上是参与“田野调查”者的“发现”，“田野”中何种物件能够成为“文献”，以及怎样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献”搜集、整理，田野调查者自身的感受、经验以及学术兴趣，都决定和左右着他所得到的文献的类别与数量。在此，历史学者走出书房与文本，在“田野”中完成“发现”文献的过程。显然，这种第一手的文献，也充满了历史学者主观的取舍。
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文献资料的途径无疑是多元的，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口述资料的采集和应用。无论是历史学传统内的口述史的研究还是人类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