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二）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2.明清市镇的结构、功能、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明清市镇的结构，主要包括市镇的地理空间、人口构成、市场类型、商人集团等层面。关 于市镇的规模，刘石吉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江南地区1 000户以上的大镇多分布于苏 、松、太、常、杭、嘉、湖一带，其中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10 000户以上的巨镇 （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专业城镇都比普通市镇的规模大，它们拥有的非农业人 口一般都在1 000户以上，大镇则多至10 000户，松江、上海二城的人口更多至200 000人左 右，约40 000户上下（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文认为，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堪称江 南第一巨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何荣昌的估算比刘石吉等人偏低，他认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规模不一，较 大者为1 000户左右，或500-600户，最大的有2 000-3 000户，较小的为200-300户，有 的只有100户左右（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樊树志通过梳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指出镇与镇的间距以12 里至36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 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张海英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进一步打破了"墟"、 "集"、"场"的时空限制，形成各市镇平均距离约10多里路的水乡市场网络体系（注：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3期。）。许檀 指出，清代中叶华北平原的集市密度约为1-2个/100平方公里，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也 就是说，小农赶集一般半日可以往返。经济发达的江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明代中后期已达到 这一密度，清代更有过之。明清时期集市的开市频率，大体上从明代的每旬1-2次，发展到 清代的每旬2-4次，乃至隔日市（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王家范从市镇街区结构论及江南市镇有大、中、小之别 ，小市镇居多，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型，一河二街，街长1-2里。明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 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王笛对清代长江上游的市 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予以估算，指出每个市场平均服务范围在40-100平方公里之间。这 表明，以市场为中心，人们平均活动半径在3-5公里之间（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45页。）。这一估算结果与陈忠平对清中 期江南地区市镇初级市场平均贸易范围的估算结果有较大差异。陈忠平认为，在平原区，江 南绝大多数州县市镇初级市场的平均贸易范围在14-152平方公里之间；在山区，平均贸易 范围则在77-274平方公里之间。由此可见，在这种以市镇为圆心的初级市场贸易范围内， 农家距市场的最大贸易半径在平原地区一般仅有2-7公里左右，即使在山区也只有5-9公里 左右（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台湾学者范毅军认为，要界定一个市镇，其规模大小和空间范围是要考虑的基本因 素。一般学者都把史料中"所环"、"所聚"数千家或万家，视为聚居在一个完整的镇区。 其实，这极有可能指的是镇区邻近村落的居民总数。如果"所环"范围指现代一个行政单位 的镇所涵盖的四乡农村之地，"所聚"指狭义的工商所聚的市街闹区本身，那么清中叶以前 南浔镇的"烟火万家"，或乌青镇清初时的"居民万户"，所隐含的镇区范围就有完全不同 的 解释（注：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赵冈采用1953年中国政府人口普查时制定的划分标准，即常住人口在2 000人以上 ，其中非农村人口占50%以上者作为城镇，不足此数者作为乡村（注：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367页。）。
市镇类型以及市镇在全国市场结构中的位置，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吴承明在考察清代 前期国内市场时认为，自从宋代打破坊市制后，形成各级市场：第一，地方小市场，即墟集 贸易。第二，城市市场，包含手工业品交易中心的镇市。第三，区域市场。第四，突破区域 范围的大市场（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方行通过剖析清代前期农村市场，指出大体存在三种类型的市镇：第一， 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经济功能的市镇；第二，主要具有贩运贸易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市 镇；第三，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它导致从东南沿海到整个内地的穷乡僻壤，以市镇为骨 干、与墟集相串联、多层次的农村市场网络（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忠平从经济结构立论，将江南市镇分为三 种类型，即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消费性市镇。其中，流通性市镇是江南市镇的最基本 类型（注：陈忠平：《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转引自刘石吉《明清市 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郭松义在对清代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分类考察后指出，星罗棋布的市镇和墟市 ，都和近傍的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等紧密相连，再通过它们与全国各地以及 外国市场相沟通（注：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 99 4年2期。）。王家范、范金民、段本洛、王淑芬等人对苏州作为明清江南商品集散 中心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衬托出市镇在市场网络中的确切地位（注：参见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1 990年4期；段本洛《论明清苏州丝织手工业》，《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4期；王淑芬《明 末清初苏州城经济与社会结构初探》，《思与言》1995年33卷1期，等等。）。刘秀生认为，清代中 期存在三级市场结构，即商品收购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带动了一批新的商 业市镇（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王卫平运用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结构，认为市 场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地域中心城市、超地 域中心城市。但同时指出，市镇的层次与其规模（含空间、人口两方面）、商况是成正比的， 只 是由于江南地区市镇的专业化性质较强，其与外界的联系较为密切，因而在划分层级时不可 能与施坚雅的理论完全对应，而表现出地域性的特点。这是在观察江南地区市镇体系时必须 加以注意的问题（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
就各地区的专业市镇而言，刘石吉详细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和棉织、蚕桑和丝织、 米粮专业市镇（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6-8期。）。其他学者对江南市镇进行了大量的详实的研究，如樊树志研究了明清长江 三角洲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指出本地区丝业、绸业、棉业、布业市镇数量最多，规模最 大，营业额最可观（注：樊树
明清市镇的结构，主要包括市镇的地理空间、人口构成、市场类型、商人集团等层面。关 于市镇的规模，刘石吉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江南地区1 000户以上的大镇多分布于苏 、松、太、常、杭、嘉、湖一带，其中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10 000户以上的巨镇 （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专业城镇都比普通市镇的规模大，它们拥有的非农业人 口一般都在1 000户以上，大镇则多至10 000户，松江、上海二城的人口更多至200 000人左 右，约40 000户上下（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文认为，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堪称江 南第一巨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何荣昌的估算比刘石吉等人偏低，他认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规模不一，较 大者为1 000户左右，或500-600户，最大的有2 000-3 000户，较小的为200-300户，有 的只有100户左右（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樊树志通过梳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指出镇与镇的间距以12 里至36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 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张海英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进一步打破了"墟"、 "集"、"场"的时空限制，形成各市镇平均距离约10多里路的水乡市场网络体系（注：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3期。）。许檀 指出，清代中叶华北平原的集市密度约为1-2个/100平方公里，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也 就是说，小农赶集一般半日可以往返。经济发达的江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明代中后期已达到 这一密度，清代更有过之。明清时期集市的开市频率，大体上从明代的每旬1-2次，发展到 清代的每旬2-4次，乃至隔日市（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王家范从市镇街区结构论及江南市镇有大、中、小之别 ，小市镇居多，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型，一河二街，街长1-2里。明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 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王笛对清代长江上游的市 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予以估算，指出每个市场平均服务范围在40-100平方公里之间。这 表明，以市场为中心，人们平均活动半径在3-5公里之间（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45页。）。这一估算结果与陈忠平对清中 期江南地区市镇初级市场平均贸易范围的估算结果有较大差异。陈忠平认为，在平原区，江 南绝大多数州县市镇初级市场的平均贸易范围在14-152平方公里之间；在山区，平均贸易 范围则在77-274平方公里之间。由此可见，在这种以市镇为圆心的初级市场贸易范围内， 农家距市场的最大贸易半径在平原地区一般仅有2-7公里左右，即使在山区也只有5-9公里 左右（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台湾学者范毅军认为，要界定一个市镇，其规模大小和空间范围是要考虑的基本因 素。一般学者都把史料中"所环"、"所聚"数千家或万家，视为聚居在一个完整的镇区。 其实，这极有可能指的是镇区邻近村落的居民总数。如果"所环"范围指现代一个行政单位 的镇所涵盖的四乡农村之地，"所聚"指狭义的工商所聚的市街闹区本身，那么清中叶以前 南浔镇的"烟火万家"，或乌青镇清初时的"居民万户"，所隐含的镇区范围就有完全不同 的 解释（注：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赵冈采用1953年中国政府人口普查时制定的划分标准，即常住人口在2 000人以上 ，其中非农村人口占50%以上者作为城镇，不足此数者作为乡村（注：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367页。）。
市镇类型以及市镇在全国市场结构中的位置，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吴承明在考察清代 前期国内市场时认为，自从宋代打破坊市制后，形成各级市场：第一，地方小市场，即墟集 贸易。第二，城市市场，包含手工业品交易中心的镇市。第三，区域市场。第四，突破区域 范围的大市场（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方行通过剖析清代前期农村市场，指出大体存在三种类型的市镇：第一， 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经济功能的市镇；第二，主要具有贩运贸易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市 镇；第三，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它导致从东南沿海到整个内地的穷乡僻壤，以市镇为骨 干、与墟集相串联、多层次的农村市场网络（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忠平从经济结构立论，将江南市镇分为三 种类型，即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消费性市镇。其中，流通性市镇是江南市镇的最基本 类型（注：陈忠平：《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转引自刘石吉《明清市 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郭松义在对清代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分类考察后指出，星罗棋布的市镇和墟市 ，都和近傍的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等紧密相连，再通过它们与全国各地以及 外国市场相沟通（注：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 99 4年2期。）。王家范、范金民、段本洛、王淑芬等人对苏州作为明清江南商品集散 中心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衬托出市镇在市场网络中的确切地位（注：参见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1 990年4期；段本洛《论明清苏州丝织手工业》，《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4期；王淑芬《明 末清初苏州城经济与社会结构初探》，《思与言》1995年33卷1期，等等。）。刘秀生认为，清代中 期存在三级市场结构，即商品收购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带动了一批新的商 业市镇（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王卫平运用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结构，认为市 场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地域中心城市、超地 域中心城市。但同时指出，市镇的层次与其规模（含空间、人口两方面）、商况是成正比的， 只 是由于江南地区市镇的专业化性质较强，其与外界的联系较为密切，因而在划分层级时不可 能与施坚雅的理论完全对应，而表现出地域性的特点。这是在观察江南地区市镇体系时必须 加以注意的问题（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
就各地区的专业市镇而言，刘石吉详细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和棉织、蚕桑和丝织、 米粮专业市镇（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6-8期。）。其他学者对江南市镇进行了大量的详实的研究，如樊树志研究了明清长江 三角洲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指出本地区丝业、绸业、棉业、布业市镇数量最多，规模最 大，营业额最可观（注：樊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