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二）(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以400多个市镇初级市场为基础 、数十个城镇专业市场为支柱、苏杭两大城市中心市场为枢纽的立体商品流通网络（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 文按职能划分明清时期湖州府的市镇，大体包括手工业专业市镇、商业专业市镇、交通枢纽 型市镇。他重点解剖了湖州府乌青镇的经济结构，认为它是商品集散型兼交通枢纽的工商业 市 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4期；《明清时期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单强认为，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以分成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和城市市场 三种贸易体系。以乡镇市场所经营的商品种类划分，江南乡镇约可分为三类专业市场：第一 ，棉布与棉花专业市场；第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丝绸与蚕丝专业市场；第三，其他专业市场，包括粮食、运
输、盐业、水产、编织、竹木山货业、建材、铁制品农具、绣品、烟叶、笔墨、花车、榨油 业等各类专业市场（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罗一星提出了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认为到了清代前期，由于佛山镇 的崛起，岭南区域内出现了两大功能不同的中心市场--广州是"洋货"和"土特产"的集 散中心，佛山是"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注：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4期。）。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 市场结构，认为殆至清末，以吉泰盆地为中心包括边缘山区的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出现了制 茶业专业市镇、毛边纸集散市场等（注：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商人集团及其组织是系统把握明清市镇结构的重要方面，陈忠平对此颇为关注。他研究了 明 清时期徽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认为徽商是市镇上最为活跃的商人集团。陈忠平 还对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人集团设在明清江南市镇中的布号和布庄进行了专题研究（注：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5年5期；《明清时期闽粤商 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学术研究》1987年2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 《江淮论坛》1986年5期，等等。）。 王廷元、翟屯建等人也对明清徽商之于江南市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注：王廷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1期；翟屯建：《徽 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3期，等等。）。桑兵把商民罢市与 清末城镇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显示了资产阶级化商人在市民中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长（注：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5期。）。牙行是明清市镇异常活跃的 商人组织，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许檀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牙行与税收制度作了细密考察 （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单强分析了近代江南乡镇市场中的经纪人角色（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樊树志认为，在市镇经济结构的 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8 8年1期。）。蒋兆成在论述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 丝织业时指出，牙商大多是本地商人，垄断着当地丝或丝织品的贸易，但是从事远距离贸易 的丝绸贩运客商，才是促进市镇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注：蒋兆成：《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 。）。刘秀生剖析了牙行的职能及 其与客商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牙行持政府颁发的"牙帖"在市场上中介买卖，平衡物价， 校定度量衡，兼有管理市场的职能。客商在市场上收购商品，脱离不开牙行的管辖。因此 ，他们强烈要求摆脱牙行。脱胎于牙行的收购商，称为"坐贾"，而不称牙人。而独立于牙 行的收购机构更多地称为"庄"或"栈"（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
对明清市镇结构的分析必然涉及明清市镇的功能，这是全面评估明清市镇意义的关结点。 尽管各专门市场和专业市镇已经从表象上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但学者们仍然由表及里、 相当深刻地剖析了明清市镇的不同功能。许檀论及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功能：第一，农村集 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第二，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 常运转的重要环节；第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 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赵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定期集市对商业发展有深远影响。 这种广布的市集为农村消费者及小生产者提供了便利，但却阻碍了专业商店的正常发展。明 清时期的农村集市已经形成畸形发展，社会正常分工下的专业商贩不免相对萎缩（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方行声 称，清代前期市镇和墟集的发展，不但表现在数量和规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功能上 。市镇工商业比较集中，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密切，遂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向周 围扩散、推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市镇的这种经济作用，是与墟集相互结合而实现的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市场网络，以增强市镇经济中心的作用（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学文详加剖析了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功能，概括为以下几点，即促进商品经济综合发展；形成地域的自然分工； 逐渐促进经营方式的变革；将四乡的农副产品进一步加工成外销商品；供给农村一些生活资 料与肥料；农民和商人从市镇上获得信贷与讯息；市镇经济发展可以容纳、吸收农村中被分 化的农民，使失去或部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找到就业机会；民众从市镇上吸收文化娱乐 养料（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城镇专业市场的结构决定了该级市场的特有经济功能。 城镇专业市场作为广阔专业区内大宗专项商品集散、贩运贸易的中介，在整个地区商品流通 网络中起着集结市镇初级市场基本网结的骨干网纲作用（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樊树志强调，粮食业市镇是明清 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的第三大类市镇。米市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提 高的产物，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性互补格局的构成（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12月号。）。单强通过对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的研 究，认为乡镇市场与农村集市的功能有较大的不同。农村集市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供给，与 之相比，乡镇市场的这一经济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更重要的是，乡镇市场拥有农村集市无 法比拟的商品集散功能（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
基于对明清市镇结构与功能的剖析，学者们进一步总结了明清市镇的若干特点。胡如雷指 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市集和市镇虽然独具风格，但不免在很多方面受郡县城市的浸染， 在一定程度上显
输、盐业、水产、编织、竹木山货业、建材、铁制品农具、绣品、烟叶、笔墨、花车、榨油 业等各类专业市场（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罗一星提出了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认为到了清代前期，由于佛山镇 的崛起，岭南区域内出现了两大功能不同的中心市场--广州是"洋货"和"土特产"的集 散中心，佛山是"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注：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4期。）。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 市场结构，认为殆至清末，以吉泰盆地为中心包括边缘山区的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出现了制 茶业专业市镇、毛边纸集散市场等（注：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商人集团及其组织是系统把握明清市镇结构的重要方面，陈忠平对此颇为关注。他研究了 明 清时期徽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认为徽商是市镇上最为活跃的商人集团。陈忠平 还对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人集团设在明清江南市镇中的布号和布庄进行了专题研究（注：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5年5期；《明清时期闽粤商 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学术研究》1987年2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 《江淮论坛》1986年5期，等等。）。 王廷元、翟屯建等人也对明清徽商之于江南市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注：王廷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1期；翟屯建：《徽 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3期，等等。）。桑兵把商民罢市与 清末城镇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显示了资产阶级化商人在市民中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长（注：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5期。）。牙行是明清市镇异常活跃的 商人组织，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许檀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牙行与税收制度作了细密考察 （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单强分析了近代江南乡镇市场中的经纪人角色（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樊树志认为，在市镇经济结构的 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8 8年1期。）。蒋兆成在论述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 丝织业时指出，牙商大多是本地商人，垄断着当地丝或丝织品的贸易，但是从事远距离贸易 的丝绸贩运客商，才是促进市镇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注：蒋兆成：《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 。）。刘秀生剖析了牙行的职能及 其与客商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牙行持政府颁发的"牙帖"在市场上中介买卖，平衡物价， 校定度量衡，兼有管理市场的职能。客商在市场上收购商品，脱离不开牙行的管辖。因此 ，他们强烈要求摆脱牙行。脱胎于牙行的收购商，称为"坐贾"，而不称牙人。而独立于牙 行的收购机构更多地称为"庄"或"栈"（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
对明清市镇结构的分析必然涉及明清市镇的功能，这是全面评估明清市镇意义的关结点。 尽管各专门市场和专业市镇已经从表象上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但学者们仍然由表及里、 相当深刻地剖析了明清市镇的不同功能。许檀论及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功能：第一，农村集 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第二，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 常运转的重要环节；第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 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赵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定期集市对商业发展有深远影响。 这种广布的市集为农村消费者及小生产者提供了便利，但却阻碍了专业商店的正常发展。明 清时期的农村集市已经形成畸形发展，社会正常分工下的专业商贩不免相对萎缩（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方行声 称，清代前期市镇和墟集的发展，不但表现在数量和规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功能上 。市镇工商业比较集中，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密切，遂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向周 围扩散、推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市镇的这种经济作用，是与墟集相互结合而实现的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市场网络，以增强市镇经济中心的作用（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学文详加剖析了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功能，概括为以下几点，即促进商品经济综合发展；形成地域的自然分工； 逐渐促进经营方式的变革；将四乡的农副产品进一步加工成外销商品；供给农村一些生活资 料与肥料；农民和商人从市镇上获得信贷与讯息；市镇经济发展可以容纳、吸收农村中被分 化的农民，使失去或部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找到就业机会；民众从市镇上吸收文化娱乐 养料（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城镇专业市场的结构决定了该级市场的特有经济功能。 城镇专业市场作为广阔专业区内大宗专项商品集散、贩运贸易的中介，在整个地区商品流通 网络中起着集结市镇初级市场基本网结的骨干网纲作用（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樊树志强调，粮食业市镇是明清 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的第三大类市镇。米市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提 高的产物，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性互补格局的构成（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12月号。）。单强通过对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的研 究，认为乡镇市场与农村集市的功能有较大的不同。农村集市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供给，与 之相比，乡镇市场的这一经济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更重要的是，乡镇市场拥有农村集市无 法比拟的商品集散功能（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
基于对明清市镇结构与功能的剖析，学者们进一步总结了明清市镇的若干特点。胡如雷指 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市集和市镇虽然独具风格，但不免在很多方面受郡县城市的浸染， 在一定程度上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