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出一些郡县城市的色彩。首先，市集和市镇也直接受封建政权的赋敛。其 次，市镇也受封建政权的严密控制，而且有不少市镇最终转化为郡县治所。最后，即令是以 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在直接受地主政权控制的政治条件下，其中也会存在相当数量的官 府手工业（注：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278-279页。）。赵冈认为，明清两朝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在传统城邑，而在工商业市镇。江 南新兴的商业市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接近农村，与农村家庭手工副业打交道（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张研从 管理层面切入市镇，指出清代市镇的特殊性在于：它纯粹是在经济活动中或适应经济活动要 求自然形成的，并不是法定社区的行政区划组织，也不囿于法定社区的某一邑，这便带来了 管理上的诸多问题，并由此促成市镇独特的管理机制（注：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1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城镇 中棉布业商人资本的活动方式有其特色，即商人资本已由单纯的贩运贸易深入到市镇的购集 、批发贸易乃至生产领域之中（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江淮论坛》1986年5期）。何荣昌列举了江南市镇发展的四个特点，即"夹河为市 "是江南市镇的共同特征；江南市镇多分布在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和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地 区；出现了一些带有行业性特点的市镇；产生了工商业巨镇（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姜守鹏将北方集市与南方 （尤其是江南市场）进行比较，指出北方集与集之间的距离一般在40-50里，南方则在20里左 右；北方集市一般以5日集，即每旬2市为多，南方则以每旬3-4集为多，由此可见北方农 村集市不如南方发达（注：参见张明富《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杰作--读姜守鹏先生<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中国 史研究动态》1997年10期。）。蒋兆成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 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 地；另一方面，乡镇是在封建农村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它同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注：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


蒋兆成的议论，实际上触及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明清市镇的兴起与资本 主义萌芽的关系。傅衣凌是开启门径者，他倡言：考察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经济，必须充分 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中国大陆学者如陈学文等 人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见解，自觉将研究结论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注：如陈学文指出，市镇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桥头堡。参 见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2期，等等。王家 范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过高地估计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 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例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 市镇寥若晨星，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在 于，它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 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 ，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人注目的变革迹象。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 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台湾学者刘石 吉也不讳言，明清以来江南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罗 ·威廉在研究清代汉口镇的茶业资本时，声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庄的活动显示出商 业资本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他们在晚清时期已从简单的商品流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p.13 4.）。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就 与分歧共存，当另文检讨。
除了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一角度对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予以把握，还可从城市化和 近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市镇的意义。刘石吉指出，无论就人口或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 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行政机 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 机能"(Non-Administrative Function)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 展至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Full-Fledged City)。有些著名 市镇的"中央性"(Centrality)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 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 衰落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平添了不少的"现代"气 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长期趋"(Secular Trends)（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指出 清代城市可分为八个层次：京都、省治（地域首府）、道治（地域城市）、府治（大城市）、县治 （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 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 过程（注：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王瑞成认为，宋代直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 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 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 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注：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史学理论研究 》1996年4期。）。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 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 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 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 ，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 商品 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 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 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 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新的城市化模式既使一些城镇迅速发展，又造成 城市结构失调，城乡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注：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