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枋头与滠头

　　在关东，苻洪集团和姚弋仲集团都没有被拆散分离，而是各自作为一个完整的部族组织被分别安置在枋头和滠头。《苻洪载记》：“（石虎）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魏书·姚苌传》：“（弋仲率部众）随石虎迁于清河之滠头。”
　　枋头，石赵时期属司州汲郡朝歌县[3]，其地在今河南浚县。《水经注》卷九淇水条：“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4]”并引卢谌《征艰赋》曰：“后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可见枋头是一处连通黄河、淇水、白沟和清河，保证河北漕运的交通枢纽。枋头一带，也是黄河渡口最为密集的地区。隔河相对的是濮阳，而濮阳境内的重要渡口就有：灵昌津（又名延津）、棘津、文石津和  硗津等等。枋头在交通与军事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两晋时期许多历史事件中。石勒自河淮地区北趋冀州，即路由枋头；西晋末年向冰率众数千壁于枋头；后来东晋谢尚北征，即遣戴施为先锋据枋头；而以枋头命名的著名的枋头之役，则是桓温戎马生涯中最黯淡无光的一页。石虎让苻洪以流民都督的身分，率领这支以略阳氐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驻屯的枋头，就是这样一个要地。
　　滠头，属石赵冀州勃海郡广川县，其地在今河北枣强县。《水经注》卷九清河条：“清河北迳广川县故城南。阚駰曰：县中有长河为流，故曰广川也。水侧有羌垒，姚氏之故居也，今广川县治。”熊会贞认为其地在今枣强县东南。[5]《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枣强县本汉旧县，属清河郡，县外即姚弋仲之故垒也。”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二广川县条：“汉旧县，有滠头，有姚弋仲垒。”滠头不如枋头那样在军事和交通方面有显著地位，但处在农业地区，有良好的农耕条件，对姚氏集团经济形态的变化是有重要作用的。
　　石虎把关西地区的苻氏氐族集团和姚氏羌族集团迁徙到关东，并分别安置在枋头和滠头。这两大集团在枋头和滠头，一住就是十八年，直到石赵崩灭。从后来苻氏集团对枋头表现出的故乡般的感情，我们就更能体会这十八年的关东生活，对于他们的特殊意义。苻坚东灭前燕，统一北方，曾重访枋头，视枋头为谯沛之地。《晋书·苻坚载记上》：“坚自邺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复之终世。”

五、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

　　关东十八年，部族的人口以自然增殖的规律，必定有了相当的增加。新的一代氐羌豪贵在关东地区生长、学习，农耕生活使来自陇右的氐羌在社会进步方面深深受益。姚弋仲的滠头集团据《载记》有“部众数万”，枋头的苻洪集团应该更多。经过十八年的自然增殖，这两大集团的人口总量必定大大超过最初的数字。
　　然而，对于这两大集团来说，在关东的十八年，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部族素质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主要体现在新一代氐羌豪贵身上。苻洪东迁时年48，其子苻健年16 [6], 而苻洪诸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关东出生的。苻生生于335年，为东迁枋头的第三年；苻坚生于338年，为迁枋头的第五年。苻坚诸弟都生于关东。后凉的开创者吕光也是在东迁后的第九年生于枋头。
　　与苻生兄弟、苻坚兄弟、吕光等同时先后在枋头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氐族豪贵，是后来前秦、后凉的霸业支柱。苻氏枋头集团西归时，苻健说过“昔往东而小，今还西而大”的话，这仅仅是指新生代的氐族青年在数量上超出了当年东迁的苻氏集团。事实上，新一代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关东的社会条件下，新一代有机会受到更好的教育，眼界开阔，因而文化教养和政治水平远远超过了老一代。这是前秦立国的重要条件。
　　苻氏诸孙可能有更好的条件接受关东先进的文化影响。《苻坚载记》：“祖洪，从石季龙徙邺，家于永贵里。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可见苻氏集团虽然定居枋头，苻洪一家却曾经在邺城居住，苻坚就出生在邺城[7]。《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坚）八岁，请就师学。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师，时人犹以为速成。’”《苻坚载记》述此事则更为生动：“八岁，请师就家学。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欣而许之。”苻氏集团深刻的质变就体现在新一代苻氏子弟素质的提高上。
　　枋头的氐族子弟也有较好的教育条件。《吕光载记》：“光生于枋头，……不乐读书，唯好鹰马。”看来枋头子弟有读书的制度，只是吕光自己“不好”而已。同样在枋头的氐族梁氏（后来为苻氏后党），还涌现出梁谠、梁熙兄弟这样的著名文士。《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梁谠字伯言，博学有隽才，与弟熙俱以文藻清丽见重一时。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瑰文绮章。’”虽然是关西人士的夸张之辞[8]，多少也可以说明枋头十八年对于氐族集团的特别作用。苻坚及弟苻融，俱为文武全才，更是苻氏集团新一代的佼佼者。没有枋头十八年的熔冶滋育，苻氏集团就仅仅是关陇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势力而已，政治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前途，起码不可能有后来那种三十多年前秦霸业的光荣业绩。
　　姚氏集团在滠头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不作申论。但是，考虑到姚弋仲的四十二个儿子绝大多数是在东迁前后出生的[9]，新一代的姚氏子弟以及整个姚氏集团在这十八年间必定也和苻氏一样深深受益。
　　在枋头、滠头的十八年，对于这两个氐羌集团内部关系的调整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两个集团虽然分别是以氐族和羌族为骨干，但也包含秦雍汉族豪门和其它民族的成员。《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属刘氏之乱，散千金招延俊杰，戎晋襁负奔之，推为盟主。”《姚弋仲载记》：“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在早期的辗转迁徙中，苻氏集团和姚氏集团不断接纳各族人士的加入，遂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因而集团内部杂有各族各阶层的人士。
　　比如姚氏集团，其骨干是南安赤亭的羌族姚氏及其部众，从最初“东徙榆眉”开始，就有其它部族和汉族豪门的加入。姚氏迁徙过程中曾经居住略阳、天水，所以后来的滠头集团中就有略阳的氐族（伏子成、王黑那、强白）、略阳的汉族（权翼）、天水的豪门尹氏（尹赤、尹详等）。苻氏多次进入关中，在陇右的影响也更大，所以后来的枋头集团中就有许多氐族以外的秦雍各族豪门，如安定程氏（程朴、程肱、程延）、安定梁氏（梁楞等）、安定胡氏（胡文）、天水赵氏（赵俱）、陇西牛氏（牛夷）、北地辛氏（辛牢）、南安羌酋雷氏（雷弱儿）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苻氏集团中有南安羌，而姚氏集团中有略阳氐。这是在各自东迁过程中长期、缓慢形成的集团关系，当两个集团间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和政治斗争时，族际界线基本没有意义。可是，当石赵末年，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都在争夺回归并控制关中时，两个集团间依然没有发生以种族为标志的分化。滠头集团的氐族和枋头集团内的羌族并没有叛出各自的集团，回到以自己本族为主体的集团中去，而是相反，仍然忠诚地为各自的集团效劳。苻氏对枋头集团中的南安羌酋雷氏，姚氏对滠头集团中的略阳氐酋强氏等，仍然倚为心腹，用之不疑。姚襄西归的核心组织是所谓四部（左右前后），而四部帅中，有三帅是略阳氐人。南安羌酋雷弱儿则是枋头集团上层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