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氐羌的人口对比，也许氐族并不比羌族多出很多；西归的枋头集团，比起滠头集团来，在人数上也不存在很明显的优势。然而，既然枋头集团在社会发展程度和政治文化修养等方面都高于滠头集团，那么，苻氏在占据关中并且建立政权方面，先于姚氏三十多年，就容易理解了。而姚氏要在苻氏的前秦政权下，继续完成其社会进步，提升其民族素质，准备更充分的条件，迎接将来的历史使命，这个过程大致上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八、余论
十六国时期民族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某一民族的政权在发展到鼎盛状态以后，本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却呈下降态势。这是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民族政权的初建阶段，正是依靠本民族的天然聚合力，形成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中的支撑性力量。建国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无疑要更多地享受到政权给予的好处。诸种好处之中，就有社会进步一项。这是指统治民族在土著化、农耕化、汉化等方面，相对要走在其它胡族的前面，至少更多地享有这种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政权的建立，势必要带动本民族全体成员加速其社会进步，同时也是加速融入北方各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民族融合。而民族融合在一定阶段上是要逐步否定民族狭隘性的，也就是要逐步从根本上消解民族的、部族的内在聚合力。这种否定的过程，恰恰是进步的、发展的过程。从宏观上来看十六国史，此起彼伏的民族政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伟大的历史价值。一个民族政权的消失，可能伴以该民族在社会进步上的重要跃进。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民族政权消失以后，尽管该民族人口并未减少，却再也看不到同一民族再次建立一个政权。从根本上说，那是因为建立民族政权的内在历史驱动力已经大大弱化，甚至是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前秦、后秦建国的历史，就要格外重视枋头、滠头两集团在关东得以凝成的历史。这两个集团从凝成到溶解，就是十六国时期少数部族社会进步、政治觉醒的典型个案，这正是我们对此问题充满兴趣的原因所在。
注释：
[1]《晋书·江统传》。
[2]《晋书·愍帝纪》和《晋书·阎鼎传》。
[3]参看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二。
[4]曹操遏淇水入白沟，是为了北征袁尚，沟通漕运，以通粮草，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5]杨守敬《水经注疏》，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75页。
[6] 苻健死时到底是多少岁，《苻健载记》说是39，而《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谓为49，相差10年。兹从《载记》。
[7]《晋书·苻坚载记上》，坚率大军东征攻邺，“七日而至安阳，过旧闾，引诸旧老言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可见苻氏旧居在邺城郊外的安阳。
[8]关东文士中申氏房氏，都是石赵时期的关东士望，慕容鲜卑占领关东后积极与之合作，在十六国北朝历史中颇有一些作为。二申，指申胤、申绍，两房，则指房默、房旷兄弟。
[9]据《姚襄载记》，襄死于357年，时27岁，则襄生于331年，为东迁前两年。但是据《姚苌载记》，苌死于393年，时64岁，则姚苌生于330年，比姚襄还早一年。姚襄是姚弋仲第五子，姚苌是姚弋仲第二十四子。因此史书关于姚襄、姚苌年岁的记载必有一误。尽管如此，姚襄及其诸弟大多数生于东迁滠头前后，还是确然无疑的。
[10]《太平御览》卷249引《后秦记》：“姚襄遣参军薛瓒使桓温，温以胡戏瓒。瓒曰：‘在北曰狐，居南曰狢，何所问也。’”薛瓒与后来颇有影响的河东蜀人薛氏一族，也许是有关系的。
[11]《石季龙载记》：“镇远王擢表雍秦望族自东徙以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可见关陇旧族东迁之初，遭遇是相当悲惨的。
[12] 请参看陈仲安《王真保墓志考释》，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一期，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1979年5月；周伟洲《甘肃张家川出土“北魏王真保墓志”试析》，《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 3期；秦明智、任步云《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文物》,1975年第6期。
[13]《苻健载记》，苻健称帝的第二年，张遇串通关中诸将刘晃、孔特、刘珍、夏侯显、乔景（案当从《通鉴》卷99作乔秉，唐人避讳改）、胡阳赤、呼延毒等起兵反秦附晋。张遇在冉闵时期据地许、洛，遥为石祗声势。以当时胡汉阵营分明的情况分析，张遇必是胡族。羯族张姓甚多，石虎外姓即为张姓。张遇为石赵豫州刺史，因此他应当是羯族。孔特也应当是羯人。呼延、乔两姓照理该是匈奴，但胡羯之中许多人冒用匈奴贵姓，所以石赵一些羯族人士也姓呼延和乔。这反映了石赵时期胡羯与原五部匈奴的融合趋势；宏观地看，这也是十六国时期胡族之间进行民族融合的一条途径。胡阳赤、刘晃、刘珍的情况当大致相似。枋头集团西归前后，吸纳了一部分胡羯，再加上原来屯驻关中的羯族，恐怕是有一定实力的。所以能够在前秦甫建就掀起波澜。至于苻健对张遇的无礼，只是一个偶然的起因罢了。
[14] 署名晋代王嘉撰、萧梁萧绮录的《拾遗记》卷九，记载晋武帝即位前，府中有个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厩养马，妙解阴阳，“馥年九十八，姚襄则其祖也”。此姚襄如果是姚弋仲第五子姚襄，则此句当作：“则姚襄之祖也。”据《姚弋仲载记》，弋仲父名轲回，不名馥。《拾遗记》的这条材料看来有很多疑问，不足为据。但文中谓姚馥“充厩养马”，倒符合作为“奴”的羌人的情况。
[15]《姚襄载记》：“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姚襄是姚氏诸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史传褒之如此。核之姚襄一生行事，“威武自强”虽有之，“好学博通”则未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