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利益关系、长期聚居一地，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民族的、地域的差异，使集团内部的聚合力变得相当强大。这种聚合力甚至到许多年以后仍然发挥作用。比如，滠头集团中的薛瓒和权翼，都非羌族，更与姚氏没有乡里或姻亲关系，权翼是略阳豪门，薛瓒是太原胡人[10]，二人在前秦还极得苻坚重用，可是一旦姚苌举起反旗，这二人立刻从长安出奔，投到姚苌旗下，而这时距他们当初追随姚襄西归，已经快三十年了。天水尹氏的例子更为典型，作为滠头集团的重要成员，天水尹氏到前秦末年积极支持姚苌的反叛，其中尹纬还是后秦开国的头号功臣。《姚兴载记附尹纬传》：“苌死，纬与姚兴灭苻登，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家族传统使得尹纬早就立下了背离苻秦的志向，也使他很自然地选择了效命于姚氏的政治立场。枋头集团内情形相似，后来前秦政权中的胡汉各族人士，基本上都与枋头的十八年岁月有关。
六、石赵崩灭后枋头、滠头两集团的西归
石虎后期，由于羯族自身的相对衰落，不得不倚重氐羌军事力量，政治上也对东迁的这两支氐羌集团给予优惠，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氐羌上层的政治觉醒。《苻洪载记》：“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以洪为关内领侯将。”到石赵末年，苻洪和姚弋仲所率领的氐羌军队已经是关东最强大的军事势力之一。
得到如此一番熔冶滋育的枋头和滠头集团，在后赵崩灭、关东大乱的政治机会面前，当然是有实力、有条件做出点事业来的。所以苻洪死前自称本欲逗留关东，“言中州可指时而定”，志向很大。但是，关东正处在民族仇杀、一片大乱的形势之下，仅凭枋头十几万人的力量，事实上难有作为。《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由于石赵后期尖锐对立的胡汉矛盾的总爆发，石赵末年的民族移动就特别突出。
在这“各还本土”、“交错道路”的数百余万石赵徙民中，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各自十几万人的规模，应当说在数量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说到组织之坚固、战力之精良、领导之优秀、集团聚合力之强大，却要首推枋头集团和滠头集团。徙民回归故乡的历史浪潮也驱动着这两大集团，无论领袖人物是否有滞留关东、逐鹿中原的雄图大志，整个集团的意志却是西归。所以，《苻洪载记》云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亦载“时姚弋仲亦图据关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众五万来伐洪”，政治意图都是一样的。
而这个时候，关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形势为苻姚西归、建立霸业也提供了可能。石赵崩灭，关中各族颇有乘时而起者。但是我们知道，此时关西的汉族豪强比从前更加衰弱，氐羌等族也没有形成集团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石虎迁徙秦雍望族十七姓于关东，“遂在戍役之例”，降入“兵贯”，大大挫折了关西的汉族豪门[11]。而关中氐羌等族，人数虽众，却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部族力量，更缺少一个合适的领导集团，所以也不能有所作为。关陇地区此时只有一支部族比较强大，算得上是一支有潜力的政治势力，即略阳的屠各王氏及其部众。屠各王氏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后期，一直是陇上的一支地方势力；十六国时期，王石虎、王擢、王统三代，盘踞略阳水洛城一带，反复于东西各国之间，有相当的实力[12]。但是屠各王氏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也没有成长壮大到足以称雄关陇、建立霸业。石赵末年王氏的代表人物王擢依附前凉，继续在陇山东西之间瞻望徘徊。
所以，当关东的苻氏和姚氏两大集团立意西归时，关陇地区事实上不存在真正的军事障碍。京兆豪族杜洪在混乱之中临时组织起来的势力，经不起苻健大军的一击，立即瓦解，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关中汉族的力量自西晋以来一直下降，已经不足以影响和决定关陇地区的政治前途。前秦建立之初，一度摇动苻健统治的是残留的匈奴和胡羯，而不是汉族或其它民族，正可见关中民族形势的一斑[13]。
七、枋头集团与滠头集团的比较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既然以羌族姚氏为核心的滠头集团和以氐族苻氏为核心的枋头集团，同样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同样决心西据关中以图霸业，为什么结果是苻氏的枋头集团达到了目的，而姚氏的滠头集团不得不向苻氏俯首称臣呢？除了枋头距关中路近、便于捷足先归以外，还有没有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原因呢？我认为是有的。这本质的原因就在于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以及这两个集团所代表的两个民族间，在社会发展程度和政治文化水平等方面所存在的差距。
就魏晋以来的关中氐羌两族进行比较，我们知道，氐族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三辅地区和西北各郡，从事农耕，在西晋时候已经编户化，汉化程度很高；而羌族主要分布于关中北部、从平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丘陵和山区，特别集中在冯翊、北地、安定等郡，半农半牧，汉化程度较氐族要低得多。晋惠帝元康六年始于冯翊和北地的羌胡（卢水胡、羌族）起兵，到后来发展成为以氐族为核心的关中大反乱，究其根由，当是由氐族社会发展程度较高、足以充当领导力量决定的。
从更大范围考察西北氐羌两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农牧经济生活形式为界线，我们看到在整个西北，氐族的社会发展程度都高于羌族。苻氏出自略阳临渭，属于曹魏时期从武都北迁的氐族，而武都氐族早已实现农耕化，所以可以认为苻氏东迁之前就是从事农耕的。羌族姚氏在“东徙榆眉”之前，定居于南安赤亭，当是半农半牧[14]，此后一迁略阳，再迁天水，逐步接近农耕地区的中心地带。但是当姚弋仲率部迁至略阳、天水时，苻洪却率部下陇，一迁京兆，再迁冯翊，比姚氏集团更早地建立了与关中的联系。姚氏集团没有迁入关中的历史经历，这也是其不如苻氏的地方。即使到前秦末年，姚苌叛奔时，他的目的地竟是始平郡的马牧，说明原滠头集团的羌族族众主要集中在马牧，还保留着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状态。
东迁以后的十八年关东生活，对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的影响当然都是很深的。可是，由于这两个集团原有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起点有高下之别，所以，关东生活的影响并没有收到完全一样的结果。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绝大部分应该是生于滠头，但除了姚襄、姚苌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即使是姚襄、姚苌二人，也只以武略见长，文化修养远远比不上年龄相近的苻坚兄弟[15]。姚弋仲本人粗拙少礼，质鲁无文，与苻洪对比鲜明。《姚弋仲载记》记载姚弋仲对石虎说话，“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等等，且云：“弋仲性狷直，俗无尊卑皆汝之，季龙恕而不责。”这恰恰是姚氏文化较低的反映。姚氏子弟在文化修养方面涌现与苻坚兄弟相当的人物，要到姚苌的儿子姚兴一代，晚了近三十年。
从另一方面看，石虎在对待氐羌的态度上，也不是没有轻重区别的。苻洪初降石虎，被任命为冠军将军、监六夷诸军事、泾阳伯，同时降赵的姚弋仲则被任命为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监六夷诸军事”与“六夷左都督”已有轻重之分。苻洪到冯翊，进爵为侯，拜护氐校尉，东迁枋头时，被任命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封西平郡公；姚弋仲东迁滠头，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后来苻洪获封本郡略阳郡公，姚弋仲才继封为西平郡公，比苻洪又晚了许多。在为石赵效力的岁月里，在石虎心中，苻氏既是必须倚靠的力量，同时又是必须加以防范的潜在威胁。《苻健载记》：“季龙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