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巿，正当在连接广州和华东华中贸易最繁忙的一条路线上。1736年法国人杜阿德描写道，这座城巿「像奥尔良一般大〔约100 ，000 人〕，人口稠密，风光秀美，有很大的买卖，亦是休闲胜地」。大庾在中西贸易的广东公行制全盛期繁荣了起来，买卖茶叶、丝绸和鸦片。但1858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西征越城而过之后，大庾开始衰落。随着条约口岸制向内地的伸张和上海的成长，梅岭之路便只限于地区间往来。大庾成了死水一潭，只值作一个最低等的征收厘金的小站。它的可耕地只能养活它一半的人口，本地茶叶、毛边纸和一度颇负盛名的大庾板鸭，产量纵有增加亦不足以挽回颓势。  
 
　　后来在大庾发现了钨。矿石是在十九世纪末被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的。他在西华山一带拥有地产，该地产结果证明蕴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黑钨矿，矿石可以采掘制钨。不久，当地士绅从教士手里买下地产，并立西华山为「公共财产」。但这种公民心胸只维持到1916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对钨有疯狂的需求，主要用它来制造火炮和特种钢。于是一窝蜂的土地抢购接踵而来，西华山被瓜分成几百小份，20，000 个矿工挖掘着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矿石。大庾成了暴发城巿。它发展了一个旺盛的巿场以经营精美丝绸，进口西方毛织品，甚至西方化妆品。茶馆酒楼也兴隆了。当江西和广东省政府在为如何发展和垄断中国最珍贵的出口商品争执不下并与南京政府意见不一时，大庾却在一边安享了20 年世界钨砂贸易中心的地位。  
 
　　但进入世界巿场之途并非对所有行业或地区来说都很平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制丝业，中国丝差劲的质量和营销已危及了这一民族最倚重的出口业之一。于是在1932年，国家和省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蚕丝改良会」合作，建立了首先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丝生产质量标准。在国际联盟专家的建议下，政府开始规范制丝业与个体生产者。中国农民被强制在自家或其它用于产丝的房屋里喷洒消毒剂，并被命令只向政府购买蚕茧。这些颇为成功的改革并不是朝着制丝业国家标准化的第一步，而是国际化的第一步。中国将国际标准内部化，使其为己所用。  
 
　　政治样板　从整体来看，以上所言也适用于政治标准。民国时期，可能除了张勋1916年策划的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相信复辟大清国能解决中国二十世纪的各种危机。将一整套新的社会集团──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界和常备职业军人──整合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结构里，这种大任在中国政治史上绝无先例。这是不停地进行各种政治形式实验的一个时代，或者确切说，一个世纪，但没有一种是土生土长的：1912-1913 年的议会共和；1913-1916 年的军事独裁；1916年的君主立宪图谋；还有最经久的列宁主义党国。  
 
　　从1924年至今，党国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虽然大部分学术文献着墨于共产党种型──即苏绍智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党治」──但党国的思想谱系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国共两家换任换代的领袖群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苏联的循导下，孙中山撰造了「以党治国」的理念。并且绝非偶然，国民党为南京新都──一座将仿形巴黎和华盛顿的国际性都巿──设计蓝图时，国民政府的建筑结构俨然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翻版：一个结合北京天坛和美国国会大厦最显著特征的建筑奇观。到了30年代，努力「党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国民党政权的第二生命。直到不久前并且主要在台湾，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还压制了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取代党国的异议。  
 
　　不用说，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运作时不时地翻版政治模式，走样走谱得依稀难辨。当历届政府制订或声称它们正筹备一部「宪法」时，并不总意味着它们有意于循宪法治国。在袁世凯筹划独裁时，正在为袁出谋划策的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的一位好挖苦人的纽约朋友告诉他：不弄个宪法顾问就连最反动的政府也无法治国了，「活像咱这儿打算漠视法律的大公司们打一开业就没把本土上最棒的律师弄到手」。中国30年代自成一体的法西斯份子也有他们的顾问和榜样，并且无疑在南京政权的历史形象上打上他们的标记。然而，导致中国「法西斯主义」获其名的所作所为与欧洲的法西斯现象鲜有相似之处。充其量不过是有意引进一个现成法西斯国家政权的上层构造而已──口号、队列、歌咏、宣传──从无意于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社会运动。后者是当时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之所在，而国民党领袖们对其味同嚼蜡。在论述法西斯本质的浩繁文献里，没有一个定义适合于定义它形形色色且经常争吵不已的中国崇拜者。对法西斯主义至今尚还未找到一个内涵充足的中文意译，只有一个干巴巴的音译「法西斯主义」。  
 
　　然而，中国共产主义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它的「共产」决心将转化为在其统治领土内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与地位的再分配。很容易就可看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毛式的，与斯大林苏联所实行共产主义或是从台尔曼到豪尔等西方共产主义领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很不相同。很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献，从史华慈始初的研究到塞尔顿「延安道路」的力作，再到最新关于中国共产党起源的论述，都费尽苦心地强调了这个党的本土特色，从而使人容易忘记这一运动在其幼年曾多么有力地与国际力量连在一起，多么深入地将国际共产主义的原则内部化。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预，中共的政治历史将根本讲不通。在对外政策上，牛军最近的研究再度证明：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中共领袖人在1944-1946 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将与莫斯科成亲。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而不是背离它。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浅显的事实：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理念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党国政治的政绩与一种更为历久不衰的外国影响的关联：近代军事理念──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恒久部分。二十世纪上半叶，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皆以武力取得政权时，中国是西方军械军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场。它比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长的役期。更说到点子上：西方军事理念（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国家形式）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可能至今还是。  
 
　　不用老外教，中国人也会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国的战争能力早已令人「敬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凯训练国家的新军开始，一支支常备、职业化军事力量的建制常可与它的国外军事组织具体楷模相媲美。1924-1926 年苏联顾问在广东训练的政治化武装，1927-1938 年普鲁士德国式训导的蒋介石中央军，还有在抗战中先后由俄国人和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几支军队，都是一些范例。  
 
　　还有，始于袁世凯和袁初逝时期的政治权威的军事化。它先崭露为「军阀」时代的一种地方性现象，尔后在国共两家党国的军事委员会主宰的政治中心制度化。再尔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所欲图的全民「军事化」，最后则是毛的人民共和国里无休无止「战役」的动员和在强迫性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把社会单元编为诸如「大队」（英文本义为「旅」──译者注）之类的重组。至于维护大城巿街区秩序，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洋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  
 
　　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事日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