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之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  
 

　四　文化和经济的国际主义与国际化  
 
　　不管对外政策对民国政权来说有多要紧或外国样板对民国政治有多重要，民国时代最醒目的标志则是与外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接触的广度与深度。可能正是在这些领域里，中国最深地溶入了国际上各种活动之中。首先并且并非不重要的，是与外部有亲身关系的更多的可能性：即在海外生活、工作、学习的亲戚。他们从东南亚、北美、西欧、中欧、苏联、日本写信、寄钱回来，偶尔还回家。  
 
　　传教士　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有他们的经历，旅居中国的西方人亦然。中国在其近代史上从没有如此开放过，如此举足可及，甚至对最大的流氓们亦不例外。用传奇大流氓林肯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不然他哪里能发迹？这个做过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国会议员的匈牙利犹太佬，在1921年揣着一兜子计划到中国「把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第一流的陆上和海上强权」之前，就已因在三个国家从事间谍与煽动活动而遭到通缉了。他成了北洋军阀时代里三位大军事家的首席军事顾问，包括吴佩孚，代表他们进行庞大的军备和工业交易谈判。只是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他才退隐坐禅，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庙里做起了和尚。但他巡游的冲动又把他送回欧洲去做「佛教布道僧」，而在那里他因欺诈而被捕。  
 
　　我们较为熟知的那类传教士则一直是研究和争议的对象。马克吐温曾警告说，「多一个皈依者我们的文明就多一分被追赶上的危险」。从那以后，一大堆怀疑论调的文献便涌了出来，与传教士们「主在中国的圣职」的友好记述相持不下。只是到最近，学术界才开始涉及民国时期传教与国际政治利益间的关系。同时，研究传教活动中极少涉及过的宗教主题也得到了认真对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思现在的研究工作，正在证明在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是怎样被「内部化」，并在土生土长的各类中国宗教中找到一块落脚之地。  
 
　　传教中较为世俗的活动，在近来一些有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历史的著作中──包括小说──受到了关注。按艾卡特的说法，甚至医生也算是「文化传教士」。技术传教士──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是斯特罗斯对美国农业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批判性阐述中的主题，而陈意新则显示了农业合作社的种种国际模式如何在民国时代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而被内部化。  
 
　　军事顾问和雇佣军人一直是另一种的文化牵线人──我们不可以考虑「军事传教士」这个委婉说法吗？就中美关系来说，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40年代史迪威和魏德迈使团的高层政治活动，往往还带着很强的党派眼光。然而归根结柢更为有趣的则是这些使团制度史，尤其是把它们与早期国民革命运动的苏俄使团制度史相比较，或与1928 - 1938 年间国民党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度史相比较。德国军事顾问团近年来一直是详细研究的对象，不仅它的领导权，还有它的组织、制度文化和它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事务一大圈的影响。我们亦从中得到材料来评价顾问和主人间个人的、近乎师生的关系，如像蒋介石与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鲍威尔的相互影响。我们也了解那些传授给了整整一代中国军官的课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时代地来了一门必修课：「种族对政治的影响」。  
 
　　教育　当中国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样的高等学府提供校舍时，国际教育最广泛的影响应该存在于官方范围之外──有时是因为某一外国在政治上有意地广泛资助各类文化事业，但更普遍则是因为中国青年人齐聚在中国的国际教育机构里，身处于一个开头不是太协调、但却充满活力的教育交流时代。由于学者们研究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各类规则的起源和中国学生基于高水平国际标准的训练，早期国际教育已是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  
 
　　然而颇具讽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被取回到中国国家控制之下也是基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项目的一个委员会的「国际性」指导，至少被其首肯。这个以其领导人、前普鲁士教育大臣贝克命名的「贝克委员会」，描述了中国教育的组织混乱（不知甚么理由它归咎于美国人）。它决意强化国家对各类教育事务的控制；将国立大学体制在地理布局和财政方面合理化；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制度──其中允许官方干预某些特殊学科的录取。其结果是在「权威主义知识观」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高等教育重组、集权化、最终国家化。该观念为国民党政权所认同，且被毫不失时地大力贯彻。就学科而言，30年代初的这些改革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为永久性的改观。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不再优先，招生开始受限，以利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科。  
 
　　最大的国际学校根本就是众条约口岸：学识、聚会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多元文化竞技场。二十世纪前期，它们是近代经济生长的中心，中国人和外国人相聚的要地（更不用说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了）。它们是滋生有国际联系的新社会阶级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们的盛期恰逢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见证了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个国际取向的、与政府鲜有搭界的知识分子群的兴起。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民国「民间」对外关系领域最好的范例。  
 
　　在中华民国史的领域里，上海──同时作为一个国际的和中国的城巿──已成为新著作自然的焦点。在仅仅是对这个大都会的研究中，洪妮格和裴宜理重新启开了劳工史的大门，而这一领域自从谢耐和的著作之后在西方一直沉睡不已；魏斐德将警察与其对手们在底层社会暗中进行的斗争曝光；洪妮格探讨了苏北移民文化，瓦萨斯特罗姆探讨了学生文化，叶文心探讨了银行业文化──所有这些都得益于近几年才对研究者开放的档案材料。  
 
　　然而，这些口岸城巿的国际社会史有待于编写。魏斐德、叶文心和其它人所研究的是那些渐渐觉得自己也是「上海人」的「外埠头人」，包括了中国的银行家、工业家、工人、学生、记者、青洪帮徒、妓女，但这不是国际「外埠头人」的上海，不属那些克利福德新近著作中的主人公们：来自全球的商人、冒险家和难民。这也不是年轻桑本的上海，一个在保卫曾一度被称为「东方爱尔兰」地方时谋杀人、最终遭人谋杀的大英永久居民。这些口岸城巿并不只是观光之地──想一想国际旅游的机会尚处在洲际航空旅行之前的时代──而是那些以中国为主要居所的外籍人生活、做事、四海为家的地方。  
 
　　近代中外关系中最缺的就是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中外档案的开放如今允许了这一历史现在就编写，并且，一言以括之，允许「把西方召回来」，视外国在中国的存在为中国近代史整体的一部分。  
 
　　商业　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中国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类型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在国际背景中长期段发展的新探讨，把在华外国人史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白吉尔令人信服地指出，区分「民族」和「买办」资产阶级毫无意义：所有重要的工商业皆有不可或缺的国际联，纵使它们几乎全有民族主义的老板。同样毫无意义的是将经济国际化的讨论仅限于条约口岸。如果我们引证劳斯基的发现，那么民国时代经济成长的活力则是激活于并远远超出于条约口岸和城巿地区。劳斯基分析了1912- 1937年间国民经济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规律，发现它「植根于外贸的增长」。  
 
　　同样的说法亦可解释民国下半期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膨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是基于与外国公司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