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合伙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才发展起来，并且也只能如此才发展起来。为民航提供了资金的合资企业是如此，外国参与的国家铁路网扩建是如此，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是如此，并且最令人注目的是，日后成为晚期国民党和早期共产党政权经济核心的国家重工业部门的创建也还是如此。那些掌管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计划人员大多曾在国外接受了训练，或被派去国外与合作的公司或政府一道工作。后来，国民政府在战时转移到四川时，他们证明能够熟巧地应对当地困难的环境，尽管他们的计划和训练是基于已艺术化了的技术水准和与最发达工业经济的长期联系。到了民国晚期，国家掌握了中国总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强，这不仅是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千真万确，这是孙中山在为中华民国规划实业蓝图时曾说过的「中国的国际化发展」的结果。  
 

　五　结　语  
 
　　如果民国时代确实有这么一个国际化高潮，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其后的年代？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月里，除了一个西方大国，中国断绝了与所有其它西方大国的正式关系，并反过来遭到它们在外交上否认。中国被拒于全球外交的中心论坛联合国之外。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赶出中国，他们的机构、公司、家业被没收，他们的中国合伙人和朋友受到政治嫌疑。到1952年，甚至接收西方国家的来信都可能被看成一种阴谋煽动行为。中国人民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站起来了」，但却把中国近代史上最长久的一批外交关系弃如敝屣。  
 
　　一种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对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作出反应，如果不说它是过度反应。可是，它承接的是一个在国际上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地位、在内政中恢复了完整的主权的政权。难道不能简单地在这些成就之上谋求发展吗？上述中有一点应该是清楚无误的：民国赋予了中国晚清所没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导中国的外部关系，在境内调整、引导对外关系以使其为国家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现成有这种能力，并且可以把它用到极端。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般解释是，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削弱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它把全部关系指向一个方向：东方（冷战意义的东方──译者注）。中国从没有像在冷战中最热的年代里那样深深地溶入进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它也从未在一项对外关系上深入到像全方位中苏同盟这样的密度和广度。这是一个（起初）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盟，建立在苏联对中共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基础上。此外，它是中国历史上说得最明白无误的军事同盟。它是文化和教育的同盟，为在苏联学习的数千中国人和在中国教课的数千俄国人所明证。它还是一个经济同盟，比近代中国中任何一种外经济关系都更具深度和复杂性。通过长远规划和年度商谈，中国经济将与东欧和苏联兄弟们的经济联在一起。不时地，中国还将甚至成为它盟友们的捐助国，就像它在1953年给摇摇欲坠的东德政权送去紧急援助食品一样。大体上，中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的受益者，该转让帮助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业建立了一个新核心。之于人民共和国，犹如之于它之前的国民党政权，工业化就是国际化。  
 
　　只是在外交和内政两者完全失策后──它们是一五计划后毛泽东领导下紧密相连的现象──中国才会在60年代陷入外交的隔离和经济的孤立。那时，中国四面楚歌，自义和团战争以来从未有过。但对自民国时代一开始就已为中国近代史打上了标志的一往直前地国际化的规律来说，这只是一个大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