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祥瑞”之獸“騶虞”考(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道共嗟稱,穹祇薦此瑞朝廷”32。
野生的“獵豹”,不曾在中國的土地上原始“棲息”。特別是“報告”發現“騶虞”的地點:河南的鈞州、南京的滁州,也根本不是林原連綿、人煙稀少的地方。如果真有某種動物的自然種群,特別象“獵豹”那樣體形碩大的“猛獸”,根本不可能長時間不被發現。再說,若要在自然環境中生存,慣於食肉的動物不可能不殺生或殺生又不被人看到。所以,所稱的“騶虞”,只能是已被“馴服”者,也就是說:它被擁有者暫時地“放置”到野外,隨即又將其“呼喚”回來,仍然“裝進”籠內。也正是這樣的個體,才能做到“不食生物、不踐生草”。對於普通的“獵豹”,人們很可能將之歸於“豹”一類。由此,冒充的“仁獸”必定是毛色“變異”的“王獵豹”。當“黃色”變成“白色”、“黑斑”變成“黑紋”時,這種個體就已到了“似豹非豹”、“似虎非虎”的境界。實際上,在先前的銓釋中,就有“騶虞”蓋“白虎”的解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於嗟乎騶虞〉:“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扵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應德而至也”33。儘管,無從確定這些“變異”個體的最初的來源,不過,至少可以肯定:它們不是真正的“土著”。所稱的“騶虞”,很可能是擁有者從海外“收購”的“珍奇”。
值得指出,前代的孛兒只吉氏元朝曾經大量進口“獵豹”,以憑藉它的追逐能力進行狩獵活動。《至正析津誌輯佚》〈物産〉:“豹。金錢毛色,甚雄偉。躑躅無停住,通有六七,隨牽至韃靼山田則□之,遇獸無有不獲。彪,羈于馬後,背田則縱之。毛色光耀,日照之則有五色花紋。捕獸則蹲伏草莽中,卒然禽之,是其態也”34。以上的描述,乃是將“豹”與“獵豹”二者混淆了起來。“背田則縱之。毛色光耀,日照之則有五色花紋”和“躑躅無停住,通有六七,隨牽至韃靼山田則□之,遇獸無有不獲”,都該是“獵豹”的描述。馬祖常《石田集》卷一四〈燕帖木兒定策元勳碑〉、〈伯顔佐命元勳之碑〉: “甲戌(天曆元年),進[燕帖木兒]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宻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雜采二千疋,白鶻一、青鶻一、文豹二”。“明年(天曆二年)正月,拜[伯顔]太保,加儲慶使,尋又賜白鶻、文豹,降虎符,加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35。許有壬《圭塘稿》卷三〈黃羊〉:“草美秋先腯,沙平夜不藏。解縧文豹健,臠炙宰夫忙。有肉須供世,無魂亦似麞。少年非好殺,假爾試穿楊”36。這種與獵鷹“鶻”並稱,用於狩獵的“文豹”,就是被馴化的“獵豹”。
註釋: 
21  上海古籍出版社袁珂校註本,一九八○年,頁315。
22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頁294上、中。
23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左海文集本,頁18上、下。
24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3065。
25 掃葉山房《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頁15上、下。
26 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田廷柱點校本,一九九四年,頁63。
27 上海古籍出版社孟昭庚、孫述圻、仇貽棠點校本,一九八七年,頁37、136、184、230。
28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四年,頁356。
29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三年,頁25。
30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一年,頁86。
31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八七年,頁787、789。
32 《四庫全書》本,頁25上、下、26上。
33 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頁49、50。
34 北京古籍出版社標點輯本,一九八三年,頁232。
35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李叔毅點校本,一九九一年,頁252、248。
36 《四庫全書》本,頁3下。
 

進獻“騶虞”的始作俑者,乃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橚。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三二〈同姓諸王表〉:“周定王橚,太祖第五子,母高皇后,辛丑年九月初九日生。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封吳王。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改封周王。十四年十月,之國河南開封府”。“建文元年,竄雲南,尋錮京師。五年,復之國。永樂十九年,以嫌上還三護衛。洪熙元年閏七月二十日,薨,在位五十六年,壽六十三,葬鈞州之明山”37。這位“同姓諸王”,當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以後,終因“猜忌”而遭到“嚴重”的迫害。朱睦椄《革除逸史》卷一:“初,太祖大漸,時帝爲皇太孫,御東角門。黃子澄侍帝,曰:諸王各擁重兵,位崇勢偪,何以制之?子澄曰:漢平七國而天下寧。帝曰:誠如此謀,吾無憂矣。及踐位,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然事貴密。子澄退與齊泰謀,泰欲伐燕,子澄曰:不可,燕兵最精,卒難圖,不如先取周。周乃母弟,去其手足,而後燕可圖也。兩人議定,白於帝。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帥師備邊,假道開封,圍王宮,遂執王及世子至京師,坐以不軌,備罹窘辱。世子不忍父之非辜,遂自誣伏。由是,王得末減,乃闔宮遷之雲南蒙化,有司防之嚴,撙物以給,仍留世子于京師。又數月,命再審鞫,世子承伏如初,乃責置臨安”38。
“靖難之役”的勝利,徹底地改變了“周王”朱橚的境遇。除恢復了洪武中授予的爵位外,還得到了新即帝位的明成祖朱棣的“特恩”39。《弇山堂別集》卷六〈親王誕辰特頒〉:“永樂初,周定王橚誕辰,賜冠一,通天犀帶一,彩幣三十疋,金香爐、合各一,玉觀音、金銅佛各一,鈔八千錠,羊十腔,酒百缾;立春賜彩幣三十疋,珠翠春花各四十枝,酒千缾,羊百牽,馬十匹,金鞍二副。案我朝諸王於此二節,例無慶賜,獨定王以同母弟得之,至王薨而後已,蓋特恩也”40。整個進獻“騶虞”的事件似乎是預先“策劃”的結果,胡廣《胡文穆集》卷九〈應制騶虞詩,並序〉:“永樂二年秋八月,騶虞出於周郊,二虎隨之。先是,太史奏天垂象,有瑞獸應,至是驗焉。九月丁未,周王率僚屬上表獻於廷”41。難怪在接受“祥瑞”的“九五”之尊的語言裏,具有並不當真的意味。夏良勝《中庸衍義》卷四:“永樂二年,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文皇既罷朝,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匹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思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聖志如此,可以上格天心。文皇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人主皆遇祥自驚,未嘗因祥自怠,國之安危系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猶當加懼”42。
“享國”很長的“周王”橚,此後一直享受著極其“優厚”的“待遇”。《弇山堂別集》卷四〈享國長久〉:“親王享國之久者,吉簡王見浚七十一年,代簡王桂六十九年,魯靖王肇輝六十四年,德莊王見潾、晉莊王鍾鉉俱六十一年,岷莊王楩六十年,瀋莊王幼學五十八年,甯獻王權五十八年,周定王橚五十七年,襄憲王瞻墡、壽定王佑榰、淮康王祁銓俱五十五年,益端王祐檳五十三年,衡恭王祐楎五十二年”43。《東里集》卷別二〈聖諭錄上〉:“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己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爾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己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臣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遂遣鴻臚丞周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少頃,升復命,以宸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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