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契约研究(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一定程度的介入和干预，以使汉代商品经济纳入到良性运转的轨道之内。
1．对价格的规定
汉代对商品的价格管理极为严格，重视平价。《汉书·毋将隆传》云：
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贾(价钱)贱，请更平直。
不仅奴婢有平价，其他商品均如此。汉代市场上设有官方机构对买卖价格予以规定，并批准买卖双方的契约。《周礼·地官·质人》云：
掌城市之货贿，人民(奴婢)、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卖者，质剂焉。大币以质，小币以剂．郑玄注：“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
《周礼·秋官·司寇》云：
司约，掌邦国及万民约剂……治民之约次之。
《汉书·食货志下》云：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棉之物，周于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氏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
西汉末年混乱的经济形势。迫使王莽以国家力量干预、引导经济，官方制定上、中、下三品的平价，杜绝人为地哄抬，谋取暴利，以官方力量来保证平价出售，并核实买卖双方的契约，类似后世的“文券”、“市券”。
对于买卖价格不合规定者，官府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侯)遂坐卖宅县官故贵，国除。”田宅为大宗商品，遂此举为买故贱，卖故贵，应人于赃罪之列。对于低于平价者也予以惩处。《汉书·功臣表》云梁期侯任当千“太始四年(前93)，坐卖马一匹价钱十五万，过平，臧五百以上，免。”武帝时，天下马少，一匹马价钱为二十万。注引如淳曰：“贵平其贾，使人竟畜，此贱其直．故以过平罪之．又犯臧五百以上，免官也。”任当千卖马一匹价十五万，低于平价二十万，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扰乱市场秩序、价格过低之罪处之。
2、对利率的规定
汉代利率既低于先秦时代，又低于魏晋以降．是近代资本主义利息产生前我国历史上借贷利息的低谷时期．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官方干预的结果。
《史记·贷殖列传》曰：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子资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这体现了借贷利息受制于经营利润，为经济形势所制，“什二”即年利息为20％。
《周礼·地官·泉府》郑玄注曰：
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王莽吋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
《汉书·王莽传》云：
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
三相折合，年息为22％。而魏晋以后各代的公私借贷利串则高于比唐代法定的高利贷(公廨钱)，月利为40％—70％，相当于年利480—840％，法定私高利贷月利40—60％，而现存文契竟达100％。[24]“五十之奉，七分多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25]相差甚距．这是不同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对借贷关系的影响。
汉代为维护低息借贷，对子钱家征税。《汉书·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贷子钱家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国家对借贷者施加压力，即使身为贵族也不例外．既不能取息太高，又要交利息税，保证借贷资本转化为经营资本，以确保汉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繁荣。汉成帝时一度下令“禁绝息贷”，致使”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12]师古注曰：“吾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报谢．别取财物。”子钱家竟委托他人出资低息贷款，与他人分利受谢。这显然是国家对借贷关系干预所致。
汉代把契约关系纳入国家的行政管理和司法管理的范围，维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随着交换关系由直接的物物交换转向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换方式，交易风险也随之增大。在信用制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防止交易中的欺诈、投机现象，增强交易的安全性，保障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汉代国家对契约中的价格、利率的规定，对打击投机行为，遏制交易中的欺诈现象，以及及时受理契约纠纷案件，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都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契约并非是汉代社会所特有，但却是汉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作为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和社会交往的产物．从成立到履行、终止，一直发挥着极强的法律效应，并涉足各个领域，延及各个阶层，成为联结汉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方式，成为汉代社会关系的重要信物．是汉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对它的探求，将有助于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支撑汉代社会的芸芸众生，有助于对汉代社会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均明．居延汉简债务文书述略[J]文物．1986，(11)．
[2]吴天颖．汉代买地券[J]．考古学报。1982．
[3]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J]．文物．1974．(7)．
[4]张传玺．中国古代契约形式的源和流[J]．文史．1982．(16)．
[5]秦晖．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3)。
[6]连邵名．西域木简所见《汉律》中的“证不言请”律[J]．文物．1986，(11)．
[7]张晋藩总主编，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秦汉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8]蒋先福．契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10]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胡平生．木简券书破别形式述略[A]．简牍学研究：第二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12]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4]屏山全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
[15]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址出土的木简[A]．汉简研究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16]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史记[M1]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潜夫论笺[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M]。
[20]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1]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筒《奏谳书》释文(一)[J]．文物，1993，(8)。
[22]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元台买地砖券[J]．文物．1980，(6)。
[23]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对价格的规定
汉代对商品的价格管理极为严格，重视平价。《汉书·毋将隆传》云：
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贾(价钱)贱，请更平直。
不仅奴婢有平价，其他商品均如此。汉代市场上设有官方机构对买卖价格予以规定，并批准买卖双方的契约。《周礼·地官·质人》云：
掌城市之货贿，人民(奴婢)、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卖者，质剂焉。大币以质，小币以剂．郑玄注：“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
《周礼·秋官·司寇》云：
司约，掌邦国及万民约剂……治民之约次之。
《汉书·食货志下》云：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棉之物，周于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氏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
西汉末年混乱的经济形势。迫使王莽以国家力量干预、引导经济，官方制定上、中、下三品的平价，杜绝人为地哄抬，谋取暴利，以官方力量来保证平价出售，并核实买卖双方的契约，类似后世的“文券”、“市券”。
对于买卖价格不合规定者，官府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侯)遂坐卖宅县官故贵，国除。”田宅为大宗商品，遂此举为买故贱，卖故贵，应人于赃罪之列。对于低于平价者也予以惩处。《汉书·功臣表》云梁期侯任当千“太始四年(前93)，坐卖马一匹价钱十五万，过平，臧五百以上，免。”武帝时，天下马少，一匹马价钱为二十万。注引如淳曰：“贵平其贾，使人竟畜，此贱其直．故以过平罪之．又犯臧五百以上，免官也。”任当千卖马一匹价十五万，低于平价二十万，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扰乱市场秩序、价格过低之罪处之。
2、对利率的规定
汉代利率既低于先秦时代，又低于魏晋以降．是近代资本主义利息产生前我国历史上借贷利息的低谷时期．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官方干预的结果。
《史记·贷殖列传》曰：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子资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这体现了借贷利息受制于经营利润，为经济形势所制，“什二”即年利息为20％。
《周礼·地官·泉府》郑玄注曰：
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王莽吋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
《汉书·王莽传》云：
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
三相折合，年息为22％。而魏晋以后各代的公私借贷利串则高于比唐代法定的高利贷(公廨钱)，月利为40％—70％，相当于年利480—840％，法定私高利贷月利40—60％，而现存文契竟达100％。[24]“五十之奉，七分多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25]相差甚距．这是不同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对借贷关系的影响。
汉代为维护低息借贷，对子钱家征税。《汉书·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贷子钱家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国家对借贷者施加压力，即使身为贵族也不例外．既不能取息太高，又要交利息税，保证借贷资本转化为经营资本，以确保汉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繁荣。汉成帝时一度下令“禁绝息贷”，致使”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12]师古注曰：“吾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报谢．别取财物。”子钱家竟委托他人出资低息贷款，与他人分利受谢。这显然是国家对借贷关系干预所致。
汉代把契约关系纳入国家的行政管理和司法管理的范围，维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随着交换关系由直接的物物交换转向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换方式，交易风险也随之增大。在信用制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防止交易中的欺诈、投机现象，增强交易的安全性，保障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汉代国家对契约中的价格、利率的规定，对打击投机行为，遏制交易中的欺诈现象，以及及时受理契约纠纷案件，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都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契约并非是汉代社会所特有，但却是汉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作为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和社会交往的产物．从成立到履行、终止，一直发挥着极强的法律效应，并涉足各个领域，延及各个阶层，成为联结汉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方式，成为汉代社会关系的重要信物．是汉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对它的探求，将有助于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支撑汉代社会的芸芸众生，有助于对汉代社会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均明．居延汉简债务文书述略[J]文物．1986，(11)．
[2]吴天颖．汉代买地券[J]．考古学报。1982．
[3]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J]．文物．1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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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晋藩总主编，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秦汉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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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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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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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史记[M1]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潜夫论笺[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M]。
[20]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1]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筒《奏谳书》释文(一)[J]．文物，1993，(8)。
[22]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元台买地砖券[J]．文物．1980，(6)。
[23]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