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叙说过程充分说明，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而阐明其“象由数设”意图的。特别是谓“河出图，洛出书”为“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専《易》内之物”之一语，道破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之画与“河出图，洛出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那就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应该为《易》内之物，他便不会有如此相反之说。
从《易数钩隐图》前两卷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后人把有关“河图”、“洛书”、“龙图”等词窜入其中的痕迹。如《两仪生四象第九》之图说曰：“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其中“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显然为后人窜入的文字。“斯则”所指为六、七、八、九四象数，合之为三十，与“四十有五之数”毫不相干。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彭城刘牧说“河出图，洛出书”非《易》内之物，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而是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
3、 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非全出于彭城刘牧之手
《中兴书目》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隠图》一卷，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所谓“言数者皆宗之”，并非谓“言河出图者皆宗之”。从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的内容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彭城刘牧主张“象由数设”，自太极生两仪至四象生八卦，皆以天地生成之数“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的确在当时自成一家之言，庆厯初（1041）呉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奬之之后，言数者皆宗之也是情理中事。以倪天隠述其师胡瑗《周易口义》为例，仁宗时之胡瑗释《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则曰：“義曰，按此河圗，是天之大瑞也。”于此可见胡氏并没有宗《易数钩隐图》下卷之说，以黑白点数之图释“河出图，洛出书”。至释“兩儀生四象”时则曰：“義曰，言天地之道隂陽之氣，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謂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類，是天地隂陽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蓋天地既判生為五行，然二氣既分，則自然生而為木金氷火，則地之道本於土而成，但言四象則土從可知矣。”及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则曰：“義曰，按此四象有二說，一說以謂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說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荘氏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則非也。又何氏以為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圗洛出書聖人則之，亦非也。”于此我们却从中见到胡氏“宗之”《易数钩隐图》卷上之说的痕迹。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
象数，尽刋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语。此“近世刘牧”当指彭城刘牧而言，而三衢刘牧时当30岁，仍健在，宋咸不会针对三衢刘牧而有是语。又宋咸所辨是针对“《钩隐图》以画象数”，并没有辨什么“河洛”图书。以此推之，宋咸所见《易数钩隐图》，似当为彭城刘牧著之一卷本，书中并没有“河洛”图书的内容。一年之后，庆厯初（1041）黄黎献弟子呉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此时已经是彭城刘牧赴边任武官15年之后（彭城刘牧是否健在，不可得而知之，以其再传弟子上其书于朝推断之，似乎有变）。为吴秘所献书制序之田况，字符均，其先冀州信都人，举进士甲科。赵元昊反，夏竦经畧陜西，辟为判官。按《宋史》，元昊反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田况制序当在宝元与庆历间。又历六年，庆厯七年丁亥(1047)，李觏作《删定刘牧易图序》，存其易图者三：河图（“九宫数”戴九履一图）、洛书（合生数、成数二图为一）、八卦图（《说卦》所言方位）。由此可见，吴秘所进《易数钩隐图》不再是一卷本，其中已有今见三卷本卷下之“河洛”诸图。这就是说，此时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已经“颇增多诞谩”（ 李觏言，所见五十五图的《易数钩隐图》有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的易图四十六幅的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等图，诚如李觏所言，的确是“观之则甚复重”：“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既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既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既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既是卷上“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乃是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本意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有“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显然有悖于卷上原作者自序之初衷。
是何人增多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并加入所谓“河图”与“洛书”之图与图说？以彭城刘牧弟子黄黎献著有《续钩隐图》一卷的情况来看，似乎吴秘所进之书为合彭城刘牧原著与黄黎献之续著为一书。倘若如此，则“河图”与“洛书”（有“洛书五行生数”与“洛书五行成数”两幅图）的始作俑者，就是黄黎献无疑了。无论如何，“河图”与“洛书”诸图不出自彭城刘牧之书，这是毫无疑问的。
4、 三衢刘牧并没有易学著作存世
三衢刘牧（1011—1064）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榜，累官至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王安石所作墓志铭谓其“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叶适谓其“当时号能古文”。今见其遗文有《待月亭记》、《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以上见《宋文鉴》）、五言排律《仙李洞》（见《廣西通志》）。虽三衢刘牧于《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中有“在《易·复·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释者谓四夷为中国之阴，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闭关而却外，所以拟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阳长阴消之际，设备务速，明不可后时也。商旅不行，小人喻于利，亦防奸之谓也”之“易说”，然却没有专门易学著作存留于世。因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针对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前有欧阳公序之《易数钩隐图》提出了疑问，曰：“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厯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畧无一语及之。”如果三衢刘牧果真著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颇有影响之《易数钩隐图》，那么深明易学之王安石怎么会作墓志时“无一语及之”呢？事实上，恰是从王安石所作《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中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