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以及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环境史是在战后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是意识变革的产物；现代生态学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对环境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环境史  生态学  自然  意识
 
 
近几年来，从散见的文章和一些专业的会谈中，我们可以发现，环境史这个名词终于不仅开始为国内学人所熟悉，而且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兴趣。那么，什么是环境史?它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有什么特点?近年来它的发展趋势有哪些地方值得人们关注?其他学科，尤其是生态学对它有什么影响?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欲就这些问题，根据个人近年来学习美国环境史的体会，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研究的新视角
 
    从某种角度上说，环境史是时代的产儿。
    随着战后世界环境局势的恶化以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生态学逐渐走入民间，尤其是1962年美国科普作家雷切尔．卡森的生态启示录——《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则更在普通的民众中掀起了空前的生态学热情。生态学呈现出来的人和自然之中除人以外的其他部分的依存关系和道德意识，使它的追随者们把它当作是一种恢复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的途径。
    在这种时刻，呼唤和教育民众去关心处在危急中的自然界，去承担应有的公民责任，似乎已成为生态学家当仁不让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生态学家们的这种自觉意识把他们推向了社会意识变革的前台。在这些维护自然和谐的斗士行列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卡森；在她之外，奥德姆弟兄——尤金．奥德姆和霍华德。奥德姆，也可谓典型。尽管他们俩没有卡森那样的名气，但他们对这门科学的贡献，比战后任何人都要大。他们合著的《生态学原理》在1953年出版后，接着又在1959、1971年出了第2版和第3版，并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生态学教科书。在他们眼中，生态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和谐的科学，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这种和谐，为一个更有生机的、协调和谐的人类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模式。尤金·奧德姆认为，在自然界经历了大部分蛮荒时代之后，到了现代，人类才成了最严重的干扰因素。因此他呼吁防止干扰的政策。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以1970年4月22日“地球日”为开端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正是在这种生态意识的促发下所产生的社会行动。它反映了一种要求，一种为寻求新的价值观念和与自然的新关系的愿望；同时，它也是一种反思，一种对传统的美国精神——个人主义的批判。这是一个要求意识变革的时代。
    无独有偶，环境史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这门新学科的产生固然可被看作是二战后美国学术多元化的产物，但也绝不能忽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场意识变革的冲击。唐纳德·沃斯特，公认的美国环境史的奠基者之一，就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著作序言中提到《寂静的春天》对他的影响以及生态学如何将他的视线转向自然的经历。另一位美国环境史的开拓者——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第一位把环境史搬上大学讲台的美国教授，也曾在他的那本长盛不衰的著作《荒野和美国精神》第4版的前言中说过，他是如何赶上那场意识变革大潮的“浪尖”的①。《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作者斯蒂芬·福克斯(Stephen Fox)也曾表示，他“是一个资源保护主义者，或至少是一个同情者”②。
    可以这样说，环境史的产生，正是对美国人要求反思他们民族历史上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呼应；同时，甚至也可以这样认为，几乎每个环境史学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因此，我们同样还可以说，每个环境史学者都是生态学意识的接受者，他们看待历史的视角自然会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学者。无论怎样，自然再也不能被排斥在历史之外了，这是历史赋予环境史学家的使命。
    但是，要完成这个使命又谈何容易!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历史都被看作是“人事的历史”。尽管自达尔文开始，自然的进化被当作了一个过程，从而使自然也有了历史，而且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的事实，亦被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承认，但是，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仍是被割裂开来的。环境史应运而生，并最终使自然和人类历史两个方面汇入到一条长河之中。但是，这门学科究竟和其他历史学科有何区别呢?柯林武德曾说：“一门科学与另一门之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③那么，环境史要弄明白什么?沃斯特首先提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④的。显然，从广义上讲，这个观点是可以为众多学者所认可的。它概括了环境史的要义是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事关系，从而使环境史与其他历史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包括上个世纪中期活跃起来的社会史有了差别。这样一来，环境史的领域无疑要比先前的各种历史学科宽多了，它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自然，从而打开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它不得不向自然学科靠拢，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毋庸说，这些都是环境史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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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德里克·纳什：《荒野和美国精神》(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7页。
②  斯蒂芬·福克斯：《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约翰·缪尔和他的遗产》(Stephen Fox，The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John Muir and His Legacy)．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9页。
③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页。
④  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唐纳德·沃斯特编：《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o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环境史独特的视角使它不能沿袭传统史学的老路，而必须另辟蹊径。确实，置身于环境史这个新的学科领域中，任何人都会发现，自己就如同一个登山者，面对崇山峻岭，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气象各异。哪里才是它的真谛?如果说，这是因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画面；那么，是否同样也可以说，在探索其精髓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有许多不同的路径可循?
    无疑，处在这种情势中，环境史学家们尽可按照各自的理解对这个新学科进行诠释，亦能尽情地描述各自视野中的特点。例如，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上，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以及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等，就极富代表性——他们都是各有侧重并自成一家之言的权威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特别强调文化和生产模式在环境变迁中的作用，克罗农则更注重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社会因素，麦茜特视女性为自然环境的第一要素，克罗斯比则是生物帝国主义论的首位阐述者；然而，我们同时也会发现，无论这些学者对环境史有多么不同的理解，他们却都具备同一个特点：他们都在竭力将自然纳入历史之中，或者说，是要还自然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
    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忽略了环境史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它的方法论。在它转变了历史研究方向的同时，它还必须寻找一种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一种最基本的看待人和自然关系的立场和观念。而似乎就在环境史产生的那一刻起，生态学即发挥了这样的功能，成了这门新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生态学与环境史的关系之密切，甚至使某些学者在说到所从事的研究时，并不说“环境史”，而说“生态史”，或者说“历史的生态学”。
在此，先不论上述提法能否等同，至少，它们可让我们意识到，生态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