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环境史之间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实际上，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供环境史所需要的数据和事实，而在于它看待人和自然关系上的观念——生态学的意识。
二、生态学意识和环境史研究
何谓生态学意识?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来认识生态学本身。
就生态学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按照它的冠名者厄尔斯特·赫克尔——19世纪后期德国最著名的达尔文的信徒——在1866年的解释，是“一门关于活着的有机物与其外部世界，它们的栖息地、习性、能量和寄生者等的关系的学科”。它原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赫克尔为它起名 Oecology(生态学)，是由Economy(经济体系)的词根——希腊文Oiekos派生而来的。Oiekos的原意是指家庭中的家务及日常活动和管理。赫克尔认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地球上活的有机物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统一体，组合成为一个家族，或者是一个亲密地住在一起的家庭，相互存在着冲突，同时也在互相帮助。”1869年，他进一步指出：“这门学科的实体涉及到自然的经济体系……对所有这些复杂的内在联系的研究。”这个新名词很快流行起来。1893年，在国际植物学大会之后，按照近代的拼法，便成为现在的ecology(生态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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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235页。
实际上，早在生态学这个名词出现之前，生态学所涉及的领域以及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就已经为它的先驱者所熟悉了。吉尔波特·怀特，一位18世纪英格兰的牧师，在他的《塞尔波恩的自然史》一书中就已经提出，“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师”，“它使大多数并不和谐一致的动物都可以互相利用”。卡尔·冯·林奈，怀特的同时代人，著名的被称为“花圣”的瑞典植物学家，则更明确地把自然界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并率先用一个名词“自然的经济体系”来概括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他认为，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每个物种都有其“被指派的位置”，“通过一种复杂的分类学上的安排，每个物种都通过帮助其他物种来换得它自身的生存”。按照沃斯特的看法，林奈及其他18世纪的自然博物学者已经对后来称之为生态学理论的一些重要含义形成了了明确概念①。
不过，在生态学思想历史上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人物，无疑还是达尔文。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物种起源》。他在学习和分析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5年环球科学考察的结果，建立了他的最根本的思想：自然界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而且没有一个个体有机物和物种能够独立地生活在这个网络之外。他和林奈一样，认为每个物种都在这个网络中占据着一个位置；但是，他和林奈又有着重大区别。他已经认识到，没有一个物种能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永远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他写道：“所有有机体都在努力攫取自然的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位置。”②这种生存竞争思想，突破了林奈体系的静止状态，它让这种不断的竞争——冲突和对抗——去推动这个体系整体前进，不断进化。换言之，达尔文使自然的体系有了历史，大自然也像人类一样，讲述着经常变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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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26,56,78页。
② 转引自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195页。
到了19世纪末，生态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名称。1913年，英国生态学会成立；两年之后，即1915年，美国生态学会成立。这说明，此时，生态学科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当作一种被追求的显学了。此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认识在深化，生态学的概念也发生着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态学者们需要不同的生态模式和概念。例如，美国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提出的著名的生态演替—顶极模式，就是20世纪前期生态学的主流概念。到了20世纪中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开始把经济学的概念引入到生态学，自然的生物群落被描绘为一个由食物链组成的由下向上、由大向小的金字塔式结构的经济体系，从而制定出了一个至今仍被生态学运用的生态模式。之后，牛津大学教授A．G．坦斯利则尽量避免生态学中的一些他认为是含糊不清的人类群体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以物理能量解释生态结构的概念——生态体系。至此，生态学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新生态学”的新阶段。
新生态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对自然经济体系的管理要求——把自然纳入到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并将物理学的能量流动思想融进这个生态经济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对自然界所抱的期望——怎样才能让大自然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尽管新生态学仍然忠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原则，即争夺位置的概念，但是，这个模式特别强调，自然界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制约的，它们相互依存，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单独存在。因此，在这个系统里的每个有机体都要和其他有机体进行合作。即使是人，哪怕他负有管理这个系统的责任，他也是自然金字塔中的一部分，是依靠食物链的其他部分生存的。
新生态学的这种强调合作和依存关系的理论，加强了生态学固有的伦理特质，因此也推动了一种新的伦理观的产生——生态道德观。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道德论最具代表性。利奥波德提出了一个“共同体”概念。他说，“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伦理都不会超越这样一个前提：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他指出，生物区系，如土地，就是一个由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组成的共同体，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①不难发现，此刻，生态学所给予的已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概念了，它还带来了一种价值观，一种看待人和自然关系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上。所谓整体意识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和自然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一个整体，它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人文情感是指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因为只有在认识了自然的价值时，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
利奧波德曾经指出，“很多历史事件，至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②马克思也早就说过：“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这一点已经在很多环境史著作中表现出来。例如沃斯特的《尘暴》、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就是最好的代表。关于《尘暴》，本文不打算多说，因为它已经有了中译本，而且已有多篇书评见于报端。《土地的变迁》论述的是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土地在由印第安人手中转人欧洲人手中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正如克罗农自己所说，在论述这段历史时，除了人的活动，还必须涉及到大量人以外的周围事物的变化，如“松树、猪、河狸、玉米地、森林分界线，以及其他组成新英格兰地貌的东西”。而所有这一切，各种人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哪一方都不能忽略。这既要求作者具有一个生态学家的分析能力，又要拥有一个历史学家所具备的洞察力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整体的意识似乎更多地体现在方法论上。
人文情感就不同了，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法国伦理学家，195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曾说：“世界不仅是过程，而且也是生命。……人不仅为自己度过一生，而且意识到与他接触的所有生命是一个整体，体验它们的命运，尽其所能地帮助它们，认为他能分享的最大幸福就是拯救和促进生命。这一切使人做为
二、生态学意识和环境史研究
何谓生态学意识?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来认识生态学本身。
就生态学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按照它的冠名者厄尔斯特·赫克尔——19世纪后期德国最著名的达尔文的信徒——在1866年的解释，是“一门关于活着的有机物与其外部世界，它们的栖息地、习性、能量和寄生者等的关系的学科”。它原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赫克尔为它起名 Oecology(生态学)，是由Economy(经济体系)的词根——希腊文Oiekos派生而来的。Oiekos的原意是指家庭中的家务及日常活动和管理。赫克尔认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地球上活的有机物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统一体，组合成为一个家族，或者是一个亲密地住在一起的家庭，相互存在着冲突，同时也在互相帮助。”1869年，他进一步指出：“这门学科的实体涉及到自然的经济体系……对所有这些复杂的内在联系的研究。”这个新名词很快流行起来。1893年，在国际植物学大会之后，按照近代的拼法，便成为现在的ecology(生态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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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235页。
实际上，早在生态学这个名词出现之前，生态学所涉及的领域以及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就已经为它的先驱者所熟悉了。吉尔波特·怀特，一位18世纪英格兰的牧师，在他的《塞尔波恩的自然史》一书中就已经提出，“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师”，“它使大多数并不和谐一致的动物都可以互相利用”。卡尔·冯·林奈，怀特的同时代人，著名的被称为“花圣”的瑞典植物学家，则更明确地把自然界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并率先用一个名词“自然的经济体系”来概括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他认为，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每个物种都有其“被指派的位置”，“通过一种复杂的分类学上的安排，每个物种都通过帮助其他物种来换得它自身的生存”。按照沃斯特的看法，林奈及其他18世纪的自然博物学者已经对后来称之为生态学理论的一些重要含义形成了了明确概念①。
不过，在生态学思想历史上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人物，无疑还是达尔文。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物种起源》。他在学习和分析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5年环球科学考察的结果，建立了他的最根本的思想：自然界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而且没有一个个体有机物和物种能够独立地生活在这个网络之外。他和林奈一样，认为每个物种都在这个网络中占据着一个位置；但是，他和林奈又有着重大区别。他已经认识到，没有一个物种能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永远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他写道：“所有有机体都在努力攫取自然的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位置。”②这种生存竞争思想，突破了林奈体系的静止状态，它让这种不断的竞争——冲突和对抗——去推动这个体系整体前进，不断进化。换言之，达尔文使自然的体系有了历史，大自然也像人类一样，讲述着经常变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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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26,56,78页。
② 转引自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195页。
到了19世纪末，生态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名称。1913年，英国生态学会成立；两年之后，即1915年，美国生态学会成立。这说明，此时，生态学科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当作一种被追求的显学了。此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认识在深化，生态学的概念也发生着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态学者们需要不同的生态模式和概念。例如，美国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提出的著名的生态演替—顶极模式，就是20世纪前期生态学的主流概念。到了20世纪中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开始把经济学的概念引入到生态学，自然的生物群落被描绘为一个由食物链组成的由下向上、由大向小的金字塔式结构的经济体系，从而制定出了一个至今仍被生态学运用的生态模式。之后，牛津大学教授A．G．坦斯利则尽量避免生态学中的一些他认为是含糊不清的人类群体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以物理能量解释生态结构的概念——生态体系。至此，生态学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新生态学”的新阶段。
新生态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对自然经济体系的管理要求——把自然纳入到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并将物理学的能量流动思想融进这个生态经济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对自然界所抱的期望——怎样才能让大自然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尽管新生态学仍然忠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原则，即争夺位置的概念，但是，这个模式特别强调，自然界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制约的，它们相互依存，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单独存在。因此，在这个系统里的每个有机体都要和其他有机体进行合作。即使是人，哪怕他负有管理这个系统的责任，他也是自然金字塔中的一部分，是依靠食物链的其他部分生存的。
新生态学的这种强调合作和依存关系的理论，加强了生态学固有的伦理特质，因此也推动了一种新的伦理观的产生——生态道德观。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道德论最具代表性。利奥波德提出了一个“共同体”概念。他说，“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伦理都不会超越这样一个前提：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他指出，生物区系，如土地，就是一个由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组成的共同体，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①不难发现，此刻，生态学所给予的已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概念了，它还带来了一种价值观，一种看待人和自然关系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上。所谓整体意识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和自然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一个整体，它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人文情感是指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因为只有在认识了自然的价值时，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
利奧波德曾经指出，“很多历史事件，至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②马克思也早就说过：“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这一点已经在很多环境史著作中表现出来。例如沃斯特的《尘暴》、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就是最好的代表。关于《尘暴》，本文不打算多说，因为它已经有了中译本，而且已有多篇书评见于报端。《土地的变迁》论述的是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土地在由印第安人手中转人欧洲人手中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正如克罗农自己所说，在论述这段历史时，除了人的活动，还必须涉及到大量人以外的周围事物的变化，如“松树、猪、河狸、玉米地、森林分界线，以及其他组成新英格兰地貌的东西”。而所有这一切，各种人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哪一方都不能忽略。这既要求作者具有一个生态学家的分析能力，又要拥有一个历史学家所具备的洞察力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整体的意识似乎更多地体现在方法论上。
人文情感就不同了，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法国伦理学家，195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曾说：“世界不仅是过程，而且也是生命。……人不仅为自己度过一生，而且意识到与他接触的所有生命是一个整体，体验它们的命运，尽其所能地帮助它们，认为他能分享的最大幸福就是拯救和促进生命。这一切使人做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