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年老退休居于沛。
  
1、孔子曾不只一次地问礼、问道于老子 
  
关于孔子与老子相见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应是“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据马叙伦考证，“老子生当定王、简王之世，孔子五十一岁见老子，为敬王十八年，盖已八九十岁”⑶。也就是说，老子与孔子同时，长孔子三十多岁。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十七岁，“年少好礼”，“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史记·孔子世家》）据高亨考证，老子“因受甘悼公或甘简公（杜注：“甘简公，周卿士。”“甘悼公即过。” 过，甘简公之弟。）的迫害” 去周，此时正在鲁国。⑷ 因此孔子有机会在鲁向老子问礼，并从老子“助葬于巷党”。孔子答曾子问所说的“昔者吾从老聃” 之“昔者” 应是一佐证。第二次应是《孔子世家》所载孔子“适周问礼”。《索隐》云：“孔子适周岂访礼之时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见老聃云甚矣道之难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语也，乃既仕之后言尔。” 若孔子“适周问礼” 是十七岁，则应是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老子在鲁不在周。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老子才有可能回洛阳。以此，孔子“适周问礼” 应在鲁昭公十二年之后。另外，此次“适周问礼”的记述中有“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的交代，年仅十七岁的青年，恐尚无弟子。《索隐》所云“既仕之后” 带弟子“适周问礼” 较为合理。又，此次“适周问礼”，老子的临别赠言的核心内容是“毋以有己”，这与《庄子·天地》“夫子问于老聃” 所记述的“忘己” 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这次孔子与老子相见，孔子
应是三十多岁，老子六七十岁。地点应在今洛阳。第三次应是《庄子·天运》所记述的“孔
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五十一岁见老子，老子“盖已八九十岁”
（马叙伦），作为周守藏室史（或称柱下史）退休居于沛是合情理的。不管一个人活多少岁，
没有八九十岁不退休的。沛，今江苏沛县，在商丘东偏北，徐州（春秋宋地彭城）北偏西，
地近齐、鲁。老子学于商容可能就在这里。《庄子》又记载老子弟子阳子居、崔瞿、叔山无趾、庚桑楚、南荣趎、柏矩等，都曾南之沛学于老子。⑸  因此，孔子南之沛见老子，其事可信。
  
2、老子姓老氏，名聃 
  
司马迁说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 恐不确。《庄子》中有关老子的记述凡十八见，除弟子阳子居，以及南荣趎、士成绮见老子称“老子”外，其馀十五见均称“老聃”，间或称“老子”。似应认为老子姓老氏，名聃，非李耳也。《广韵·晧韵》：“老，姓。”《通志·氏族略四》：“老氏，《风俗通》：颛帝子老童之后。《左传》宋有老佐。《论语》老彭，即彭祖也。” 与老聃同时的有“老阳子”。《左传·昭公十二年》：“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孙鰌。丁酉，杀献大子之傅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老阳子、庾过、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等皆甘悼公之党（见《左传》杜注）。老聃与老阳子同时仕于周，老阳子姓老氏，老聃亦然。
司马迁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这恐怕也值得怀疑。因为司马迁心目中的老子就是李耳，所谓“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应是李耳而不是老聃。至于《老子列传》中的所谓“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膠西王邛太傅” 中的“老子”，也应该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早在他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大纲》中就提出了怀疑，与孔子同时且大三四十岁的老子（老聃）的八代孙怎么可能与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呢？司马迁所说的“老子”，依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乃是战国时“老学首领” 李耳。（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如是，所谓“老子” 的乡里、世系，其实都是李耳的。老聃青少年时期曾学于商容。（《淮南子·缪称训》：“老子学商容。”）从老聃晚年居于沛来看，从齐地来的商容（《管子·小匡》：“商容处宋。” ）很可能就在沛（沛近齐地，是宋出入齐的必经之地）聚徒讲学。沛，是老聃青少年时期求学的地方，也是老聃晚年居住的地方。疑老聃为春秋宋国沛人。
  
3、李耳、太史儋、老聃（聃，读为儋）实为一人 
  
司马迁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言道德之意五千言”，明显地是指传世本《老子》。这位“去” 周、“至关” 的老子是传世本《老子》的作者无疑。郭沂认为这位“去” 周、“至关” 的老子不是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的老聃，而是《老子列传》中所言“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实百一十九年”） 见秦献公（郭沂认为“秦献公” 乃“秦孝公” 之误）的周太史儋。郭沂的意见是以郭店楚简《老子》的存在为前提的。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前，人们不知道还有楚简《老子》，加之楚简《老子》全部溶入传世本《老子》中，原创者老聃的思想与后起道家的思想混在一起，因此它的作者也使人感到不可捉模。司马迁写《老子列传》，他只知有传世本《老子》（即“言道
德之意五千言”），他写的是传世本《老子》作者的 “列传”，而不是老聃的列传。这是因为司马迁并不知道还有楚简《老子》。但是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他没有忽视老聃的
存在，他客观地选用了“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的材料。由于受《庄子·天下》作者的影响，认为老聃就是传世本《老子》的作者。又是李耳又是老聃，一本书不可能既是李耳写的，又是老聃写的。于是在《老子列传》中李耳、老聃便成了“姓李氏，名耳，字伯阳，
谥曰聃”的一个人。《庄子·天下》是一篇对战国时期我国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所出现的学术思想百家争呜的概述。沙少海《庄子集注》引谭戒甫先生综合天下治方术者（分）：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合）古之道术。其中
关尹、老聃为第四家，关尹“主之以太一”，老聃“建之以常无有”。关尹之“太一” 见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老聃之“常无有”见于传世本《老子》（不见于郭店楚简《老子》）。这说明三点：其一，战国时期（《庄子·天下》问世之前）“太一” 学说、“常无有” 理论是战国早中期道家思想的主流；其二，老聃是传世本《老子》的作者，与关尹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关尹与老聃看不出有师承关系，关尹的学术地位似乎高于老聃。其三，李耳这时尚未出现，太史儋也没有名字。李耳、太史儋都曾为周太史（守藏室史），一个被后世称为战国时的“老学首领”（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个被认为是传世本《老子》的真正作者（参见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为什么《庄子·天下》在战国
早中期学术思想百家争呜的概述中，却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提一下？不仅如此，《汉书·艺文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也没有李耳、太史儋的名字。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历史上没有这两个人，或者说道家学派没有这两个学者，或者说是两个不足挂齿的小人物；二是李耳、太史儋与老聃（与关尹并提的老聃）原本就是一个人。就历史事实看，第一种可能是不存在的，只有第二种可能。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与关尹并提的“老聃”之“聃”，则应读为“儋”（聃、儋，古音韵相同，同为舌头音，音近义通）。如是，《老子列传》中的“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之“聃” 亦应读为“儋”。如果将《老子列传》中“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的材料去掉，便成了真正的传世本《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