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孙中山曾在日本的神户发表过一次重要演讲。孙中山在此次演讲中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概念，号召亚洲“有色的民族”以共同的文化为纽带团结起来，用中华帝国所体现的亚洲“王道”对抗西方的“霸道”。[3](P1035，1039)另外一位历史学家丽贝卡·E·卡尔(Rebecca E．Karl)则从20世纪初期中匡知识分子关于“亚洲”一词的使用和论述中发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相同的发展轨迹。[4](P1096—1118)
    这些研寒表明，中国民族主义的外延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维护者在西方军事和文化入侵的过程中所做出的非理性反应。正是因为反应的非理性，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国民族主义实际上偏离了民族主义的正常发展途径，即国家主权与民族意识的齐头并进。然而，《美国历史评论》近十年来所发表的直接涉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文章显示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不但未能彰显中国的国家主权．而且在培养中国民族意识方面也无大的作为。就连孙中山这样一位充满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革命先行者也不得不以颂扬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为条件换取日本人对“大亚细亚主义”的认同。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国土上蔑视中国主权的一场战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主权观的影响之深和中国早期民族主义的严重局限性。
尽管如此，上述研究成果仍然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实际上，单纯追求传统思想的重塑和推广的所谓“救世”民族主义无法代表中国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救世”民族主义不但具有脱离历史现实的缺陷，而且还不时地遭到以建立主权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主流民族主义运动的打击。杜阿拉就曾提到“救世”民族主义团体被国民政府禁止一事，禁止源起子与主流民族主义的背道而驰。[3](P1035)但杜阿拉与本文所考察的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没有将主张现代主权观的民族主义作为中国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导趋势。对儒家思想外延性及其对亚洲国家所拥有的潜在感召力的强调虽然不能说是历史学家对中国的敌视所致，更不可理解为冷战思维的遗留产物，但至少反映了历史学家以文明类型划分世界的趋势有所加强。
 

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将中国国家实体的延续和维护植根于以天朝体制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之中。这决定了中国的近代世界地位首先体现在中国逐渐丧失丁在亚洲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主导地位。数位历史学家在谈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时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一问题。杜阿拉笔下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思想以及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都是中国试图向外输出价值观以图重整中国国威的具体表现。丽贝卡·E·卡尔以更加详细的笔触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世界地位。丽贝卡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审视自己的世界地位是在清王朝存在的最后十年之内，即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11年清廷退位。“亚洲”一词在中国知识分子话语中的变化记载了中国人世界地位意识的演变轨迹。“亚洲”在汉语里的最初称谓是“亚细亚”。据卡尔考证，“亚细亚”是在17世纪时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引人中国的。但该词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都只是一个含义模糊的音译词。即使魏源在1844年出版的《海国图志》一书中，人们也无法找到有关亚洲的专门章节：魏氏仍然沿用中国传统中以“海”划分世界的方法。19世纪末出现并被迅速接受的“亚洲”一词表明，中国人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国视野中，“亚洲”不仅仅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而且还包含了浓厚的文化信息。在卡尔看来，对后来历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信息源于中国人亚洲种族概念的兴起。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的亚洲种族意识经历了从“同文”到“同宗”的演变。所谓“同文”，是指中国和日本同屆一个文明。在中国人眼里，“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文化借鉴显示并证明了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从属地位”。日本的逐渐西化以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意识到，中国的文明体系已经无法束缚日本的离心倾向。以肤色和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经历为基础的亚洲“同宗”概念随之出现。“同宗”概念所包含的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主导地位和文化输出意识。尽管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仍然根深蒂固，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将重整中国泱泱大国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同宗”亚洲国家的支持和协同斗争上。例如，1898年反抗美国殖民统治的菲律宾人就被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欢呼为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先驱。[4](P1100—1102，1105)
    卡尔的分析表明，中国人的世界意识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决定了国人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认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固守天朝观念下的中国优越情结；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进犯和日本迅速西化的现实。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在中国优越性问题上做出妥协，力促国人向“同宗”的其他亚洲民族学习，以曲线方式拯救国家于危亡之际。因此，当中国步人现代世界之初，中国优越情结遭到削弱，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主导与从属关系也被颠倒过来。为图中国自救而采取的向他国借鉴经验并正视现实的态度成为中国在世界意识觉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束缚不但使刚刚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国沉溺于诸如“大同”世界、“大亚细亚主义”、亚洲“同宗”等幻想之中，而且还使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精英以及各届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了国内思想的统一和与拥有相似历史经历的国家之间的联合上。因此，“重视东方，忽视西方”成为美国历史学家笔下中国世界地位的另外一大特征。阿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on)通过考察中国军阀制度的演变，既揭示了中国在20世纪前几十年无暇跻身世界国家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说明了导致中国敌视西方并最终忽视西方的关键现实因素。中国本无“军阀”一说，但清朝的瓦解使地方势力急剧膨胀，陈独秀于是在1918年率先使用该词以指代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军阀混战不但完全扰乱了中国的社会秩序，束缚了中国处理外部事务的手脚，而且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陈独秀认为，中国唯有打倒军阀、建立中央集权政府才能实现统一。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辩称，中国可以依赖军阀之间的自愿联合逐步实现统一。沃尔德伦认为，尽管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均未摆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束缚。他们的论战集中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两大关键要素，即“个人的道德责任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关系的问题”。“陈强调了个人作为权力集中者的作用，他因此实际上支持采用郡县体制统治中国；胡则坚持封建传统所代表的分权思想”。因此，陈、胡二人及其所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争执集中在如何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实现国内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而试图实现的统一仍然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反对军阀的阵营从一开始便将军阀与西方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反对阵营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无疑加剧了中国社会对西方世界的仇视。[5](P1073—1099)
    威廉·罗杰·路易斯(Wm．Roger Louis)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从另外一个侧面突出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外交的影响力。路易斯以1945—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时期中英两国政治家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为切人点，探讨了英国能够在战后继续占领香港的深层原因。当然，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英国继续占领到支持英国统治的转变。这毫无疑问为中国政府收复香港设置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英国政府日益强硬的姿态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一大原因。然而，路易斯认为，当时主宰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了英国政府的强硬。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