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乐于利用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运送大批军队到中国内战前线，而对于深处西北、在国内力量对比中尚处于劣势的共产党而言，香港根本就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迫切问题。路易斯对于共产党的立场评论道：
    简言之，毛(泽东)从中央帝国的角度看待世界政治，认为中国本土远比边缘或者边疆地区重要。包括英国、美国、甚至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似乎相当遥远。毛和他的接班人满足于香港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资本投资、及至中国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和重要的金融服务。毛的现点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其影响延伸至1997年7月政权交接之时。[6](P1056)
我们可以不同意路易斯的分析，但却可以看出其在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上与其他学者的根本一致性。此处的一致性是。中国的政治家更愿意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出发，以一种既注重实际又远离尘嚣的姿态看待世界态势。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在20世纪至少一半的时间里为何总是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
   中国的社会问题
    由于近来《美国历史评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普遍关注．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样被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换言之，中国的传统思想不但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和中国看待世界的角度，而且还是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就笔者所考察的历史学家而言，对中国社会同题的关注大致沿着两大方向进行：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
    突出中国当前社会政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巨大相似之处，是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问题历史根源时所体现的最大特征。曾与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一道撰写《新编中国史》(China：A New History)的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这种关注模式。戈德曼在文章一开始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们(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实行的中国经济市场化和中国社会向外界开放的政策所造就的中国与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国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尽管此文严格地讲只是一篇回顾与综述文章，但作者显然是赞成他所评述的观点的。戈德曼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民主化进程、市民社会的建立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首先，戈德曼认为，邓小平开始实施的中国富强政策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中国自强运动。当时的革新派力图通过发展经济与技术使中国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当代中国还借鉴了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所谓“后儒家思想”邻国的发展经验，实行土地改革、市场经济和出口贸易等政策。其次，中国在村民选举和扩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限方面也延续了19世纪末的改革运动。按照戈德曼的解释，早在1907年。天津就实行了第一次西方式选举，而到1909年，这种选举方式已在中国全国推广。至于立法机构的权限问题，戈德曼同样坚持，清朝末年的改革者已经开创了通过选举产生国家议会并以宪法统治国家的先例。第三，市民社会的逐步建立也得益于清末改革者的启发。所谓市民社会，即由在政治之外的相对独立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府决策的社会团体所组成的社会公共区域。戈德曼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思想源于梁启超的大力倡导。[7](P 153—64)因此，19世纪末以在变幻的世界格局中维护传统封建统治秩序为主要目标的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却为中国当代的社会政策作了铺垫。戈德曼不时地对中国缺乏“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表示“遗憾”，这进一步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视为封建维新运动的翻版。这种观点忽视了两场改革运动在产生背景、发起者、社会环境和根本动机方面的本质区别，因而是片面而不妥当的。
    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则是美国历史学家近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所体现的最大特征。《美国历史评论》2000年12月举行的“中国历史上的性别与男性”论坛集中反映了这种研究趋势。在性别问题上，中国历史突出了男尊女卑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历史学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女性所遭受的歧视及其社会地位上。论坛则独辟蹊径，从男性社会角色的角度剖析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苏珊·曼(Susan Mann)从宏观的角度勾画出了中国男性在传统社会中的三大角色区域：家庭、帮会、友谊。在这三大区域中，男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与同性的交往中度过的。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以延续香火为首要任务，男性家庭成员顺理成章地成为家庭的决策者．男性的交往范围也被限定在父亲与儿子以及兄弟之间。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使无数男性涌人城市谋生。在缺乏家庭保护而又孤立无助的情况下，男性往往结成帮会。而同乡、同师门、同年应试、同学等关系则通常会为男人之间的友谊奠定基础。[8]阿德里安·戴维斯(Adrian Davis)的研究探讨了男性在家庭兄弟关系中的角色。戴维斯发现，中国传统家庭中不但男女之间存在等级，即使在兄弟之间等级同样森严。年长的兄弟常常被父母赋予更大的家庭决策权。即使在犯法之后接受法律惩处的问题上，清朝的律法和司法机构也坚持长者从轻的原则。[9]李·麦基萨克(Lee Mclsaac)以中国抗战首都重庆为例，分析了中国帮会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袍哥”组织是当时重庆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帮会。尽管．袍哥”组织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结拜兄弟为榜样替成员伸张正义，但其内部的等级制度仍然十分严格，“大哥”的地位不窖挑战。[10]诺曼·库切(Norman Kutcher)则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男人之间纯粹基于友谊的交往进行了研究。库切认为，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以平等自愿、共度难关为特征的男性友谊关系之所以长期受到儒家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反对和排挤，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此类关系的存在有悖于儒家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和国家体制，并会对后者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11]
论坛文章的焦点尽管不一，其结论却是一致的。强调等级尊卑、中央集权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深刻而彻底的影响。不但男女之间的尊卑界线不可逾越，长期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之间同样如此。论坛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的主要活动区域无不按照君臣、父子、男女、长幼的等级秩序组织．只要男性群体不逾越等级制度的界限，儒家知识分子和政府不仅会不加干涉，而且还会以法律和其他强制手段对其长久存在提供庇护。而基于纯粹友谊之上的男人之间的关系则为儒家思想所反对和压制，也不会得到政府的认可。
 

   结束语
    本文所考察的文章涵盖了20世纪的最后十年。天朝观念及其所依据的儒家思想的无处不在是贯穿这些文章的主要线索。在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历史学家的眼中，儒家思维模式左右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它不仅使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近代外交充满幻想成分，而且还使中国社会一一甚至男性社会——等级森严。它虽然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其所引发的维新运动却预示了中国以开放心态争取新生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美国历史评论》近十年来所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童还反映出了某些新的动向：其一，中国研究文章的意识形态色彩继续淡化。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总是被中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困扰。就连费正清这样的资深汉学家都未能幸免。[12]尽管本文所关注的历史学家也不时地谈及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一般都显得较为温和井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加以对待。意识形态淡化的另一标志是对很多历史事件的分析比较公正客观。例如，韦利一科恩在探究18世纪末中国再次闭关锁国的根源时．就没有片面责备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韦利一科恩认为，“18世纪末期，中国与西方关系出现裂痕，责任并不全在中国一方”，欧洲教会的内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