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对中国持较为友好态度的耶稣会的失利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1](p1528)至于路易斯对香港问题的研究，虽然我们在上文强调了他将中国的立场归结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结果，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对英国政府和香港历任总督政策的剖析方面。其次，这些文章体现了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文化研究趋势的加强。文化研究以注重考察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为特征。价值观念体现于社会的意义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语言都是重要的意义模式。[13](P33)美国历史学家给予极大关注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套缜密的价值体系。杜阿拉、卡尔、沃尔德伦三人的文章则从解读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语言中的关键词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人手，为我们展示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杜阿拉和卡尔以“亚细亚”和“亚洲”两词在中国的接受和使用情形为线索，论证了被传统思想束缚的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无奈和无助心理。沃尔德伦则通过分析“军阀”一词的渊源，将读者引入了中国20世纪初的政治争论之中。至于社会生活方式，整个“中国历史中的性别与男性”论坛都是围绕其展开的。然而。“中国历史中的性别与男性”论坛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将美国最新的性别理论引入了中国问题研究。美国开展女权主义和妇女史研究已有时日，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不仅使性别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激起了人们对男性研究的巨大兴趣。美国学者布赖斯．特雷斯特(Bryce Traister)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宣布，现在已经到了“将男性重新置于……学术文化批评的中心位置”的时候了。[14](P276)特雷斯特所表述的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观点，而是体现了美国学术界对过于注重女性问题的性别研究的反思。这种新的性别研究模式显然也影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因为苏珊·曼在其文章一开始就说明了组织此次论坛的根本原因：男性史研究尽管已在欧美广泛流行，但并未引起中国研究领域的注意。曼因此相信，“本论坛的文章是英语中国史学家第一次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以考察男性社会关系的合作尝试”。[8]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必将给中国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
然而，近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仍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其中较为突出的缺陷有二。第一，他们的研究视野似有狭窄之嫌。他们不仅将研究的时间跨度限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且他们对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解释也集中在一条线索，即儒家思想。第二，美国史学界乃至美国整个人文学术界近来极其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模式并未在中国研究中体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颖的学术观点的涌现。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美国人的中国观具有参照意义。
 
参考文献： 


[2][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