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

　　这道谕令宣告自隋朝以来实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的终结。明清以来，科举制作为士民的晋升之道，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的汇集点。科举的废除也就意味著传统仕进之路的断绝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废除，当时的社会反响却是相当的平静。同时，各种学堂迅速增加，应了谕令中所谓「科举阻碍学堂」之说。

　　对于这一事件，前人或从宏观综论科举废止的社会影响，或从微观考察清政府废止科举的决策过程2，从而对这一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这样一个重大制度的废止，却没有在士绅阶层内部引起大的社会反响，其原因何在？对此却著墨不多，似仍有探讨的必要。本文拟从清代仕途结构的变化、官方政策的制定以及士绅阶层的因应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

　　清末科举的废止并不是一时的行为，如果从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算起，整整花了十年时间3。在清代，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重要的，它是一种选官制度，其变动涉及到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由于科举是士人入仕之途，因此从清代科举与仕途关系的变化来看，或许更可见清末废科举的社会结构背景。

　　总的来说，清代民众入仕之途虽广，就其大略而言，分为正途的课目与异途的捐纳4，但科举是清代最基本与最重要的选官方式，且在制度上，科甲在任官上明显优于捐纳。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国士绅阶层内部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绅士总数的增加，一是「异途绅士的比例上升」。太平天国前，「正途」官员对「异途」官员数之比约二比一。太平天国后两者相当接近，约为四比三。而在清代士绅总数中，太平天国前一时期，只有32%的人出身于「异途」，而太平天国后上升为36%，这表明士绅本身内部结构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动。「异途」出身士绅数量的大量增加，并有力地渗透到上层士绅集团去，削弱了对科举的尊重5。这一变化在仕途上的反映是，由科举入仕的比例下降，而由捐纳入仕的比例上升。根据《大清搢绅全书》对清代数个年份的所有品级的地方官员的统计（见表1），明显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初年到二十世纪初年科举废止前，地方官员中由科目入仕者从原先的48.9%下降到38.5%，而捐纳入仕者从早先的28.9%上升至50%6。

表1：清代地方官的出身背景（1801-1904）

说明： 1） 数字根据《大清搢绅全书》（1801，1850，1871，1880，1890，1898，1904）统计，没有统计盛京、吉林及后设的新疆、台湾。
  2） 科目类包括：进士、举人、拔贡、优贡、副榜（副贡）、恩贡、岁贡、生员（廪生、附生、增生）、教习、誊录；捐纳类包括：廪贡、增贡、附贡、贡生、廪监、增监、附监、监生；其他途径包括：荫生、书吏、议叙、保荐、荫袭、军功、孝廉方正、文童、俊秀、劳绩。

　　同时，入仕的功名要求在不断下降，所有地方官员中，进士入仕者，1801年为11.8%，到1904年下降为6.7%；由举人入仕者大体保持平衡，占19%左右，而以监生身份入仕者则由22.9%上升至35.9%。如果分析一下作为地方官员主体的知县与知州一级的出身，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依据《大清搢绅全书》对1745至1904年间的七个年份知州与知县入仕背景的统计显示（表2），科目正途分别占总数的71.9%，66.9%，45.3%，45.8%，43%，40.9%，32.8%；捐纳则占18.7%，21.7%，38.8%，38%，38.2%，36.1%，41%。变化最大的是进士与监生。进士人数由的1745年的606人下降至1904年的51人，所占比例从42.6%下降至3.8%，而监生的人数由203人上升至390人，所占比例从14.3%上升到28.1%。

表2：清代州县官的出身背景（1745-1904）

说明： 1），2），同表一。 
  3） 数字是知县与散州知州的总数，不包括直隶州知州与直隶厅、散厅同知。总数的数字包括只标明升、调、补、选而未注明出身官员的数字以及标示不清的人数，因此大于前三项的总和。其中1745，1850采用瞿同祖的统计数字，见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37页。

　　清代官员入仕之途的捐纳超过科目，反映在实际的官员铨选中，就形成异途压倒正途，科目正途出身者难以获得实职。同治元年（1862）顺天府尹蒋琦龄就观察到，「近日吏部选法，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而更有甚者，在保定府，就是吏部分发的即用人员也无补缺之望，「至有追诲不应会试中式者」7。其实，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通过科举入仕也是相当不易之事8，而在清末捐纳大开的背景下，实际结果「使捐班加于正途之上，且拥挤正途而尽去之势，且迫正途亦效捐班之所为，俾天下之仕者不尽出于捐班者不止」9。在科举与入仕的相关度渐渐疏远的背景之下，士绅阶层对科举的最后废止反应自然比较平静，毕竟学堂提供了新的机会。

　　然而，尽管在晚清由科举入仕不易，但对普通士子来说，仍不失为上升之一途。故科举不废除，与功名不相关的学堂自难以得到发展。对于科举与学堂的关系，《时报》的评论敏锐地指出：「科举废矣，而出身皆在学堂之内，则办学堂者对于上而不患无权，对于下而不患无人，故办学者不患资不多；科举废矣，而出身皆在学堂，则入学堂既有前途之望，复无后路之歧，故入学堂者亦不患其不多。」10 　

二

　　由于科举是士绅上升之途，清政府在考虑废止的过程中，注重的是如何使得传统的功名与新式的教育相配合，从而使学堂具有科举的某些功能，以及如何使得原先拥有功名，尤其是有下级功名的生监层在新的学校体制中找到出路。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等力陈科举之弊，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重点在于废止八股取士，并未把学堂取代科举纳入考虑之中。真正对于科举取士提出根本性颠覆建议的是二十世纪第一年的新政诏书之后。

　　先是1901年4月，袁世凯在遵旨提出新政意见时，建议变通科举，逐年核减科举中式名额，另增实学一科，以所减科举名额为实学科的中式名额。待数次考试后，实科名额达到与旧学名额等同时，此时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也多实学之人，此时将旧科中式名额与实科一体办理11。稍后，张之洞与刘坤一所上奏折中对此一问题有更全面的考虑，不仅考虑了科举改制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旧式士子的出路，以及学堂如何替代科举的问题。在《江楚会奏三折》第一折〈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科举改章，一是分科递减科举名额，用学堂取代科举，并最终废除科举。其意在于使「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为此，张、刘设计了一套学堂毕业生与科举功名的对应法则，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大学的毕业生分别对应于附生、廪生、贡生、举人、进士。张、刘认为，渐改科举章程，正在于考虑如何为「旧日生员年岁已长，资质较钝不能入学堂者」筹出路，是「兼顾统筹潜移默化而不患其窒碍难行」的办法12。如何处理旧日生员及奖励学堂学生，也正是清廷所考虑的，1901年9月14日关于书院改学堂的诏书中强调，「学生毕业，应如何选举鼓励，一切详细章程，著政务处谘各行省悉心酌议，会同礼部复核具奏」13。1901年12月5日，清廷批准了政务处会同礼部所奏〈遵旨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折〉，正式规定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合格给予贡生、举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