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1904年江南高等学堂因有学生未到堂及年终甄别开除，出现空额，其招生广告对生源的要求是「各属年二十四岁上下之举贡生员」。见〈江南高等学堂招考〉，《中外日报》，1904年2月18日。

32 黄炎培：〈清季各省兴学史〉，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页526-30。

33 〈难以足额〉，〈苏省中学堂招考〉，分别见《中外日报》，1903年3月15日，11月8日。这种不能足额的情况自科举废止后发生大逆转，如常州府初等小学堂1905年9月招考学生，「兹悉自出示后，初时不甚踊跃，迨永停科举明文发见，报名者大至，可见科举与学堂关系如是」。见〈记面试初等小学事〉，《中外日报》，1905年9月21日。

34 1907年设立的广东巡警学堂367名学生，「均系贡监生员」。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页56。

35 〈福建省留学日本官费生调查表〉，〈福建省留学日本私费生调查表〉，〈陕西省留学日本官费生调查表〉，〈陕西省留学日本私费生调查表〉，〈黔抚谘送贵州游学日本官费生表〉，分别见《学部官报》，第6期（1906），第9期（1906），第26期（1907）。

36 〈学务处奏覆劝励绅商广设小学折〉，《申报》，1905年10月2日。

37 市古宙三：〈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载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428；市古宙三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指出，科举的废止，使得士绅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权利，扩展了其影响，见〈乡绅と辛亥革命〉，载氏著《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页351。亦可参看：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75-76.

38 参看金钟衡：〈清末江苏省的新政与绅士层〉（博士论文，汉城大学，1997），页64。

39 据〈直隶各属办学出力及捐助学堂经费人员奖励统计表〉，《直隶教育官报》，第8、第10期（1907）。

40 〈山西提学使申送山西全省学务报告书〉，《学部官报》，第43-52期。

41 这些学校名单与职员名单，分别见〈奉派调查江西学务报告书〉，〈奉派调查安徽学务报告书〉，〈奏派调查山东学务报告书〉，《学部官报》，第35-37期，第38-39期，第54-56期。

42 分别据〈光绪三十三年分派各属中学堂教员表〉、〈光绪三十三年分派各属初级师范学堂教员表〉、〈光绪三十三年分派各属高等小学堂教员表〉，均见《直隶教育杂志》，丁未第2期（1907年3月）。

43 〈宝山县各乡镇学界调查〉，《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8日。

44 〈通饬改办学堂：苏州〉，《中外日报》，1905年3月12日；〈议设初等小学〉，《时报》，1905年6月21日。
4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钱门塘乡志》，卷六、卷七，1963年。

46 〈议覆商约大臣吕海寰奏陈上海民立中小学堂渐著成效拟请立案并酌予奖励折〉，《学部官报》，第3期（1906年10月）。秦锡田：〈七十自述〉，《享帚录》（1921），卷八。关于陈行秦氏及其清末在地方兴办学堂等的活动，参看佐藤仁史：〈清末•民国初期における一在地有力者と地方政治──上海县の〈乡土史料〉に即して〉，《东洋学报》，第80卷第2号（1998），页84-121；〈清末•民国初期上海县农村部における在地有力者と乡土教育──《陈行乡土志》とその背景〉，《史学杂志》，第108编第12号（1999），页1-36。

47 〈改设学堂（常州）〉，〈请拨庙捐兴学：苏州〉，分别见《中外日报》，1902年3月21日，1905年7月15日；〈禀请抽捐兴学〉，〈禀抽泊捐助充学堂经费〉，《时报》，1905年2月2日，7月7日。

48 小川嘉子：〈清代に于ける义学设立の基盘〉，载林友春编：《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1958），页257-308。

49 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页27-28、453-54、483-84。

50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15-16. 兰金认为家塾与私塾的转变可能阻碍新式公共学堂的建立，而卡尔普（Robert J. Culp）通过对浙江省兰溪与嘉善两地县级教育的研究，对此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参看Robert J. Culp, "Elite Associ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Jianshan and Lanqi Counties, Zhejiang, 1911-1937", Modern China 20, no. 4 (October 1994): 446-77。

51 数字分别据〈河南全省私塾改良一览表〉[A]（《学部官报》，第31期，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B]，页399-400。有关统计列表如下（据《学部官报》，第31期〈河南学务统计表〉，非私塾改良的小学堂，高等为123所，两等18所，初等187所）：

52 〈淮扬徐海通各蒙小学堂一览表〉，〈学界纪闻：松江府城学堂设立一览表〉，分别见《时报》，1905年5月2日，1905年6月20日。〈光绪地三十二年苏州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四十四册，页298。华北的情形似稍有不同，据1905年对天津学堂调查，当时天津城内外国人所立及女子学堂除外，共有学堂三十九所，其中官立十八所，民立十五所，私立六所。见〈天津学堂调查表〉，《时报》，1905年2月16、17日。

53 〈上海学堂一览表〉，载沈同芳编：《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下）（1906年），页121-33。

54 Marianne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rans. Paul J. Baile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chap. 2. 但巴斯蒂指出，学校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著受教育者数量的增加，而且新式教育的费用大约是传统教育费用的一倍。在张謇倾力兴学的南通，新式学校在1907年最多只能接纳一百名学生（页74-75）。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对广东地区的研究中也得出这一观点，并强调新教育是有利于士绅阶层（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76）。时人的观察也指出「学堂就学之费多于科举」（〈学堂论六〉，〈论科举废除后补救之法〉，《中外日报》，1902年3月27日，1905年9月11日）。

55 〈初等小学堂章程〉，载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页298。1902年的〈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地方绅富捐集款项，得依中学堂章程而设立中学堂，谓之民立，中学堂卒业出身应与官立者一律办理。平时并由官力代为保护，并得借用地方公所寺观等处以省经费。」同上书，页158。

56 这一统计，据1904年12月7日至1905年11月18日的《时报》、《中外日报》报导，可能有相多的缺漏。

57 〈异哉苏州学务处之营生〉，《申报》，1905年5月3日。1906年，王国维根据其家乡浙江海宁的情况，指出当时地方筹办学款，结果「小民负载之豆麦，屠宰之羊豕，几于无物不税，无地不征」，而「筹款既无定章，劝学必分区域，则搜括之法既不能异于曩时，而劝学之员又岂必遂无若辈」，〈纪言〉，载《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静安文集续编》，页662。

58 关于清末就地筹款问题，参看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23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