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废除科举的过程，表面看起来，使传统士子的仕进之路断绝，实际上士子获得功名的机会比传统的科举考试更广，「至所称递减科举及将来毕业学生，由督抚、学政并简放考官考试一节，使学堂、科举合为一途」16。正如《申报》在评论立停科举上谕时指出的学堂予优出身，本与科举无异，学生毕业后所得中学生员、省学举人、大学进士，「不几与科举之旧习名异而实同」，是「学校仕进并合为一」17。学校与仕进的合一，正是1903年袁世凯等人关于兴学奏议中提出的方针。在奏折中，袁世凯等认为学校的发达，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经费不足」与「师范难求」，「足为学校之敌而阻碍之者实莫甚至科举」，因「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18。

　　科举废止后，与奖励学堂出身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安排旧日士子的出路问题。据当日报纸的报导，在政务处与张之洞会议科举改制前，慈禧就此问过张之洞两个问题，即奏停科举一节究竟该如何办理，以及「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对前一问题，张之洞认为虽然「现在改试策论，虽较八股为有用，然究属空言……取士非由学堂不可，但科举不停则学堂仍不能大兴」；对后一问题，张奏云：「科举之废所不便者，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力富强者皆可以入学堂矣，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做。况臣之请停科举者，亦非刻下即行罢废，其所以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岁矣，亦必不愿再入场矣。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而「西后闻此说，遂面谕即与政务处妥议具奏」19。科举废止后，《申报》就报导学务大臣拟六年考试优贡一次，十二年考试拔贡一次，专取长于旧学的生员作中学堂国文老师20。1906年政务处即提出有关举贡生员出路的六条办法21。科举废止后，地方对于此事亦多有考虑，如江苏所采取的办法，一是广设中小学堂，使诸生入堂安心习业，二是省城设立师范传习所，为老年诸生入学，三是高等学堂、师范学堂一律添设学额，为年二十以上诸生考选入学，小学程度未足者，令其补习22。

　　事实上，早在科举废止前，清廷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官方设立的各级师范、高等、中等学堂基本上是专对有功名士绅开放的。如1902年的《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附设之师范学堂只招收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入堂肄业。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制定的《直隶小学堂章程》也规定只招举贡生员。张之洞则规定湖北新学堂的学生非从士绅中考选不可，师范学堂只招考「本省举、贡、增、附生，年在二十四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23。海关的报告则说地方官改行新学，「改惜阴书院为县学堂，专课蒙童，文正书院为府学堂，专课举贡生监」24。1904年初张百熙等上奏的《重订学堂章程》中也写道，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25。是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也规定，「师范生暂时应就现有之贡、廪、增、附及文理优长之监生内考取」，「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学生，须选本省内各州县之贡、廪、增、附、监生；州县初级师范学堂学生，须选本州县内之贡、廪、增、附、监生」26。筹设于1903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早期学生主要招收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举、贡、生员27。这就说明，当时新式初级学堂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原来旧有功名的士绅。对三（两）江师范学堂学生成员的学历分析和功名的统计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在1904至1906年，现存的学生名册中，共计168人，其中无任何功名者只有11人，占6.5%28。即使是由民间所办的师范学堂，也有专门以旧有功名的士绅为招生对象，如张謇创办于1903年的属于中级师范学校性质的通州师范学校，学生就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29。

　　不仅是师范生的主体是具有功名的士绅，而且当时官办高等学堂、中学堂的生源基本上是年龄在二十至二十五岁间，曾有小功名的士子。科举废除的江苏学政唐景崇在关于学务的奏折中指出，江苏「每府廪、增、附生约在千人以上，其年壮有志进修者殆不下数百人，如统归之师范传习所，恐难容纳」，他认为按《奏定学堂章程》，中学阶级与廪、增、附生尚属符合，因此「惟有多立中小学堂，使诸生入堂安心习业，小学程度未足者，令其补习」30。其实，开办于1903年5月9日，由两江总督魏光焘总理学务，由缪荃孙作总教习的的江南高等学堂，其所招收正课学生全部为贡、廪、增、附、监生这一类下层士绅31。据黄炎培在民国时期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江西省所办的江西大学堂、武备学堂、方言学堂、实业学堂、初级师范、洪都中学、南昌县立高等小学等所招学生俱是五项生员32。而从当时的一些招生广告中也可以一窥此情形。1903年江苏省中学堂出现缺额，要求报考的苏、松、常、太、镇学生必须是年二十五岁内的举、贡、生、监；镇江府中学堂招生不足，「由祥太守示招廪、贡、生、监」33。何一民对1907至1908年四川成都部分学堂学生成员的统计也显示出其这一特性（见表3）。即使是巡警学堂等也多招收有旧功名的士子34。当时公派的留日学生中，也是这些旧日士子占了绝大多数，如1906年福建留日官费生共七十一人，其中举、贡、生、监为四十九人，童生十九人；陕西留日官费生共五十五名，其中举人、生、监为三十八人，生童为十七人；贵州九十七人中，其中举、贡、生、监为九十五人。就是在私费留日学生中也是这四类人占多数，如福建私费留日学生中，举、生、监为三十人，童生为二十人，捐职者十七人；陕西的十一人中，生、监三人，童生八人；贵州的三十二人中，贡、生、监为十九人，童生六人，捐职四人35。这也说明，科举改制相对来说，对下层士绅的影响更大一些，使他们成为亦旧亦新的过渡一代。

表3：清末学堂学生功名统计表

资料来源：江南高等学堂辑：《江南高等学堂群英录》（光绪二十九年）；《浙江官立法政学堂全体同学录（1907-1910）》；《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第3编、第4编；《四川教育官报》1907-1908年所载各校学生名单改制，转引自何一民：《转型时期的社会新群体：近代知识分子与晚清四川社会》（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页；《大学堂师范毕业照章给奖折》，分别见《学部官报》第5期，第19期。

三

　　科举废止后，清政府要求各督抚、学政切实督饬地方官「劝谕绅士广设小学堂，裁节官中不急用之费，捐募绅富有力之家，通力合作，同时并举」36。科举的废止，使得原先对新学堂持观望态度的士绅投入到新式教育中来。如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所指出的，尽管作为一个阶级，士绅集团始终是反对废除科举制的，但是废除科举后，因学堂也能授予各种旧式功名，他们迅速利用学堂来保持其特权，不仅送其子弟入学，也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用自己的钱来办学堂。士绅阶级不仅创办了几乎所有的私立学堂，而且由他们发起并开办大部分公立学堂37。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在办学堂？从当时江苏兴办新学的官方文书列有不少为办学士绅请奖的事例，可以反映出当时士绅兴学的一斑。在江苏省，除了官立学堂外，城市中的学堂大多数还是由具有相当功名的士绅创办的38。1907年直隶曾对各属因办学出力及捐助学堂经费而获奖励的人员作过统计，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