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风趣地说过，"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并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1、103页）沃斯特的这番论说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环境史的定义。环境史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虽然我们需要对它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但又不可能将定义归于一尊。或许，这正是一门新学科的活力所在。总的来说，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它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人类事务；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事务的。就此而言，尽管西方环境史学家大都不承认甚至公开否认他们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实质上，环境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已成大势。如何加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是当前中国史学界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 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当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合理之途。


　　一

　　人类文明的乐章不外乎两大主题的交响、变奏，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与自然并存、交流、共生的发展史。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着对立的两种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老庄的"道法自然"、"齐同万物"的思想，又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与之相适应，中国人既持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又怀抱"人定胜天"的理念。同样，在西方文明中也一直贯穿着"田园主义"（Arcadianism）和"扩张主义（Imperialism）"两种不同的观点。前者是一种人与自然亲密相处的简朴的乡村生活理想；后者是一种认为人在地球上的适当角色就是尽量扩大控制自然的权力的观点，（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5-546页）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这两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西方出现了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或不同的环境价值标准：一种把自然看作需要尊重和热爱的伙伴，另一种则把自然看作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扩张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征服和主宰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以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武器，上演了一出出沧海变桑田、荒原成沃土、沙漠变绿洲的威武雄壮的活剧。人类"点石成金"，让沉睡千万年的地下矿藏终见天日。人类"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创造了城市、工业等人文景观，大大地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

　　随着文明人的步子越迈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渐行渐远。人类在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后，已成为自然环境变化的一种巨大驱动力量 。这时候，人类是否不再受自然环境制约了呢？

　　其实，人类与自然环境永远是互为制约与作用的，二者之间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愈强烈，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愈显著。当然，自然的反作用可能与人类的作用同时发生，也可能滞后于人类的作用。而且，自然的反作用可能发生在与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同一区域内，亦可易地发生，或在更大更广的区域内发生，甚至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可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呈现着复杂多变的面孔，而且人类的实践常常以良善的愿望始，却又常常以不如人意的结果终。鉴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把注意力转移到自然环境的命运问题上来。那种认为人类可以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摆脱自然界的影响并征服自然的论调，越来越没有市场。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资源。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资源的需要量日益增加，资源利用所引起的环境变化也日益扩大和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甚至比过去更大，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更趋紧密、复杂和广泛。在19世纪，除了个别科学家，担心温室气体效应问题的又有几人？

　　因此，在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史无前例地干扰了自然环境，却又更密切地与自然界产生种种联系的现时代，从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以至未来走向，已是正当其时了。在此背景下，20世纪晚期，一门从人与自然之互动来探讨人类历史的学科应运而生，这即是环境史。它不同于已往的偏重于研究人与人之关系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解释历史的。

　　环境史学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整合起来，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此，环境史研究必须借助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已取得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综合。这样，环境史与这些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上述各学科都看到了当前人类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都感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都希望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它们正行进在殊途同归的道路上，研究某些类似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都要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或研究人类-环境系统，或研究环境与发展等问题，因而都在努力从当代有关学科中吸取新兴理论和技术方法成果，以促进自己的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融。在这里，关键之处是都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24-30页）因此，这些学科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和交叉域。但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具体研究，环境史学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各自的侧重点或角度又有所不同。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历经统一、分化和统一的演变过程，但其研究对象--"地球表层"、"人地关系"和"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却始终未变。地理学对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正、负效应都很重视。由于地理学侧重于研究空间地域分异规律，它在研究人地关系时就十分重视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在时间序列中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异、空间耦合、空间运动、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优化，统称为空间组织问题。有专家明确指出："涉及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学科不限于地理学，但以地域为单元，着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唯有地理学。也就是说从地理学入手来研究人地关系，是明确以地域为基础的。"（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地理科学近期发展战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与地理学相比，生态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命名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生态学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以及互为环境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态学研究一直以生物为主体。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人类生态学"一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客观现实的要求才使得生态学的研究逐渐从以生物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主体。（参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人类生态学是关于人类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主要研究人作为生物人的生物生态适应和作为社会人的社会生态适应。因而人的生态适应及其结果是人类生态学的基点。

　　环境科学是近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学科，中国的很多学者自始即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