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17页）还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加以说明。紧接着，他明确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着眼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认识上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

　　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所反对的，正是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它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并将整个人类的历史置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明确地宣称"以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己任，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而，环境史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取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原则的。不仅如此，笔者认为，环境史学能够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贯彻到底。一方面，环境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关于历史主体的认识。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有活力的人--个人、集团和阶级。因此，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注重的主要是人类这个"超自然"物种的政治史，漠视自然环境要素并把它排斥在历史叙事之外。现在，环境史学家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William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7, no.3 (1993), p.18]环境史学者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自然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的要素。在环境史研究中，自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自然从后台走上了前台。这样的历史观念，正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的思想的反映。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被生产者"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显然，环境史学对自然的认识和定位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吻合。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诞生于对现代环境问题的反思之中，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醒人类注意的自然界的"报复"。一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自然界的这种"报复"不断上演，且愈演愈烈。英国环境史学家克莱夫·庞廷探讨"绿色"层面的世界史，揭示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论证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那种"报复"。（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恩格斯所阐述的思想和引证的材料并未进入庞廷的视野。这不只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西方环境史学的一个通病。

　　既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那么，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


三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在对人地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上历经曲折。前40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高潮。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借鉴孟德斯鸠、黑格尔、拉采尔 、亨廷顿 等西方学者之思想的基础上，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而且开始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注意人地关系的分析。（参见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第21-31页）50年代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学术界普遍将孟德斯鸠、黑格尔、普列汉诺夫 等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观点，视作"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予以彻底的否定。同时对三、四十年代以前有关人地关系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批判。此后直到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大多讳言地理环境的作用，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避而不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在人地关系理论上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以充分肯定和论述。（参见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还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譬如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和中国文化特点的影响、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大趋势变化的影响、环境变迁与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区的衰退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迁南移、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文化差异的影响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现象，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制度和区域历史等。 

　　上注各种研究均取得可喜的成果。但它们在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大都局限于"自然"对"人"的单方面的作用，研究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对人类文明的制约和影响者居多，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者却很少。这就难免落入恩格斯所批判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窠臼。 

　　今天，我们倡导和推进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建设，不仅要继承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人地关系的悠久传统，而且要加以创新和发展。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在于真正地发挥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摒弃人定胜天或天人交相胜的传统观念，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当代意识，将地球上的各个系统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尤其是要把人类看成是这个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人与自然的互动为核心，加强对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研究。 

　　由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的人类，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自然的；而自然在不同方面受到人类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与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统一的系统，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简称人与自然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的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具体表现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灾害、发展与资源、发展与环境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集中反映在人口增长、资源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