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不少领域的实践。陈静生在《环境地学》一书中曾指出，环境科学虽以"人类-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但它并不研究这一系统的全面性质，而侧重研究环境危害人类，以及由于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对人类反作用而危害人们生产活动的那部分内容。（陈静生：《环境地学》，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86年版）简言之，环境科学侧重于研究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其基点是环境质量，由此而展开关于人类活动怎样影响环境质量，以及环境质量变化怎样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许鸥泳：《论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国家教委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2次会议资料》，1991年。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30页）

　　那么，环境史学怎样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研究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它类似于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其中的"环境"主题，不同于在传统的历史、地理或其他学科中的自然环境，它不只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且还是作为自主的或半自主的历史过程或动力来发挥功能的；（詹姆斯·奥康纳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 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因而环境与人类互为主、客，交相作用。硬币的另一面，着重于研究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构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乃至这种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反作用，以此来认识和理解自然环境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人和人类文明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也是环境史学的基点和归结点。

　　这样，"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等关键要素，就将同样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种学科，从侧重点或角度上区分开来，从而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



　　二


　　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领域对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关注与分析并非始于当代，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在中国历史上，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地理条件与经济区划、人口分布、政治兴亡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详见瞿林东：《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载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卷《导论》，第99-111页）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其实就包含了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欲求。不过，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史学中，从星象祸福、山水吉凶等角度，为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寻求自然属性者居多，而科学地分析历史发展中的人地关系的例证则较为罕见。

　　在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解释，早在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人做了最初的阐述。近代以来，法国学者博丹提出了更为详备的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参见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页）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有关理论的产生。孟氏从论证法律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地形、土壤等与国家政体、法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既有合理的，也有荒谬的。（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册，第227-303页）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指出"地理的基础"与"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认为温带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黑格尔还把地形条件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大河大江流过的平原流域"以及"与大海相联接的海岸区域"这三类，认为它们分别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业民族的故乡和航海与商业民族的祖国。当然，"地理的基础"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被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因此，正如瞿林东先生所分析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9页）瞿先生还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阐述做了总结，它们分别是：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特点；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地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8-130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界（地理基础）的关系这个古老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说明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纠正了唯心史观本末倒置的缺点，为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找到了可靠的基石。说它是辩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人的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指出：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在这儿，恩格斯不仅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的事实，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而且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了人对于自然界的巨大的能动力量。恩格斯的这种论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坚持了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自然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同样，马克思在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时，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因而也成为坚持辩证法则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重视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