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等问题上。因此，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可以并且应该就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一大的范畴内，从特定时空下的不同人群与周边环境的互动着手，对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加以具体的研究。这里，时间序列可以是阶段性的或时代性的，如采集、狩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等，或维多利亚时代、毛泽东时代、斯大林时代、1930年代等；（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空间地域可以是区域性的、国家性的或地方性的，如地中海、东北亚、北欧等区域，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淮河流域、泰晤士河流等地方；不同人群可以按职业或其他什么标准划分，如制造业阶层、渔民、牧民、农民、知识阶层、决策者和管理者等等。当然，具体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学者们结合各自现有的历史专业背景，选择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因此，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可以因人而异，因专业而异，要"百花齐放"，而不必强求一致，这也符合生物多样性的规律。 

　　鉴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建设任务，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十分严重，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内容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一方面，需要从比较的角度，加强对一些先行的发达国家所曾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借鉴他国在处理发展与环境问题上的有益经验。同时，需要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实践与后果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汲取以往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因违背自然规律而留下的种种教训。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历史时期各文明中的保护思想的研究，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作用。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利于环保的内容的研究。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环保"的说法，但我们的先人懂得欣赏并尊重大自然，因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被视为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这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并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 



　　结束语 



　　美国生态学会于1991年提出了生态学认知（ecological understanding）观念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圈（SBI）"的创议，确定了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三个应优先研究的领域。（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序言"，第vi页）这些研究涉及近年来困扰着人们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环境史学在这些领域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从性质上说，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对自然资源如何占有、如何利用和如何分配的问题，而占有、利用和分配，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下发生和展开的。对这些方面的关注、反思和批评，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对于这类问题历来存在着相持不下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看法，但环境史学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既不能盲目乐观，更切忌破而不立。明确地说，环境史学不能只关注对各种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性，散发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发展的消极意识，偏重于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就环境论环境。而应该就环境问题而展开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的透视和多学科的研究，尤其要检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弘扬发展与环境双赢的积极态度，探索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变革。今天，由于人类拥有了非常高的控制自然的能力，相比之下，人类控制自身的能力却弱得不成比例，恰如一个婴儿挥舞一把利刀。这是人类的危险之所在。而拯救的力量，在柯林武德看来，将来自历史学。柯林武德"特别强调二十世纪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其中史学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可以方之于十七世纪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教导人类控制自然力量，史学则有可能教导人类控制人类自身的行为"。（何兆武：《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历史的观念》译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为了承担这个使命，柯林武德强调，需要对史学进行重建。环境史正是新时代史学重建的具体体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要在新的时代对"人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等古老的哲学、科学和伦理命题，从历史学的角度做出思考与回答，以便人类认清自己在自然系统中的身份，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进而控制并重新规划自身的行为。由于现代中国史学曾经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历史一度成为史学的唯一主题，我们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环境史研究，无疑是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