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53]，近数十年则抬高司马迁、贬低班固的意见明显占上风。论者多从阶级性角度进行评价。有人说：“司马迁和班固的政治态度不一样，历史态度也不一样。”“政治态度和历史态度的不同，是马班异趣中一个最大的区别。”[54]这样的结论也许还有讨论的必要。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借用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中的话：“马班二史互有得失，有马得而班失者，亦有马班同得者，且有马失而班得者。”
[1]李学勤：《论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1页。
[2]“虫蛾”，即“虫蚁”。
[3] 司马贞《索隐》：“言能养材物以任地。《大戴礼》作‘养财’。”
[4]裴骃《集解》引韦昭曰：“时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司马贞《索隐》以为“韦昭等解恐非。”
[5]如《武帝纪》“景公以节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仲尼曰政在节财。”《食货志上》“节用而爱人”，颜师古注：“不为奢侈，爱养其民。”（《汉书·王嘉传》也有同样的文句，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之言也。”）《五行志下之下》“节用俭服，以惠百姓”，说的大致是同样的意思。又《晁错传》：“亲耕节用，视民不奢。”（颜师古注：“‘视’，读曰‘示’。”）《司马迁传》：“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循吏传·黄霸》：“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节用”语义，都未能明确指定自然资源。
[6]颜师古注：“孟康曰：‘律得风气而成声，风和乃律调也。’臣瓒曰：‘风气正则十二月之气各应其律，不失其序。’”
[7]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黄帝造历得仙，名节会，察寒暑，致启分，发敛至，定清浊，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又孟康曰：“合，作也。黄帝作历，历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为发，秋冬为敛。清浊，谓律声之清浊也。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也。物，万物也。分，历数之分也。”又晋灼曰：“蔡邕《天文志》：‘浑天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臣瓒曰：“黄帝圣德，与神灵合契，升龙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题名宿度，候察进退。史记曰‘名察宿度’，谓三辰之度，吉凶之验也。”
[8]《史记·五帝本纪》。
[9]颜师古注：“鬯与畅同。”
[10]《六国年表》中关于周王朝和其他六国灾异的记录，合计只有韩庄侯九年（公元前362年）“大雨三月”，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星昼堕，有声”，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周女化为丈夫”，魏哀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8年）“河、渭绝一日”4例。其中所谓“河、渭绝一日”，虽然列入魏国栏中，其实也是秦国灾异。
[11]金德建说：“《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金德建：《〈秦记〉考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页至416页。参看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2]据《十二诸侯年表》，事在秦穆公十三年。
[13]参看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4]“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其中“史记曰”，拙文《秦史的灾异记录》误作“《史记》曰”。是不应当出现的疏误。陈直先生曾经论证，《太史公书》正式改称《史记》，“在东汉桓灵时代”。“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谓《史记》名称，开始于曹魏时王肃，这是千虑的一失。”《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22页。
[15]〔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7页。
[16]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班氏最有高名”，“唯十‘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
[17]《文心雕龙·史传》：“其十‘志’该富。”
[18]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7页。
[19]《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
[20]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11页，第215页。
[21]黄淳耀：《史记论略·高帝本纪》。
[22]《史通·鉴识》。
[23]张守节《正义》：“顾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见也’。案：自古以来所见天变，国皆异具，所说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时应者书，其文并图籍，凶吉并不可法则。故孔子论六经，记异事而说其所应，不书变见之踪也。”
[24]《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2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98页。
[26]钟宗宪：《〈史记·天官书〉的天象占候及其礼治思想》，《纪实与浪漫——史记国际研讨会论文》，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249页。
[27]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天地观”，是“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69页。认识司马迁的灾异观，还可以参考以下论述，只是其中对于司马迁反迷信思想的自觉性的肯定，不免过度拔高之嫌，似乎还可以商榷：“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相对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司马迁却要把它们分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学说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正统的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1页，第30页。以客观的视角分析，有的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徐兴海：《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学刊》1988年2期。有的学者提醒我们，分析司马迁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应当考察“中国史官的天人文化传统”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验的线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术数方面的天官职能；其二是理论的线索，又可分为《周易》的天人宇宙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春秋公羊学的宇宙论及其历史哲学这两个方面。”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页。
[28]《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
[29]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4页。
[30]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被看作这种识见的表现。
[31]论者举例说：《刺客列传》写豫让行刺赵襄子未遂，豫让要求击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襄子同意了他的要求。司马贞《索隐》在“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下曰：“《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