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石门县石门镇的油坊，明代即已是“辄募旁邑民为佣”④。双林镇的油坊“博士人数逾百，尽是长兴及南京两处人”⑤。甚至农业生产的空缺，也有外地人前来填补。有些丝织业机户，脱离农业而移居城镇，其闲置土地多由附近地区的人来耕种。如濮院镇，“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桐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⑥。

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了传统分散、个别的雇佣方式的改变，出现了短工市场。农村和城市均有。明末清初，浙江嘉兴府湖州府一带，农村短工是“主人握钱而呼于畔，奔走就役，什百为群”⑦。到清代中叶，至蚕忙之月，“来佣工者成都市，即日用百余人，登时俱有”⑧。这种雇工市场，在丝织业中尤为发达。如苏州，明代是“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⑨。到清代，无主工匠等待机户唤找，“黎明立桥头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⑩。这种市场清代丝织业发达的市镇均有。如濮院镇，“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去正道，阖镇织工拽工，每晨集此以待雇”⑾。他们“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来雇者一见了然，谓之巷工”⑿。在黄溪市，“为人佣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⒀。在丝织业集中的苏州，工匠立桥头待雇，“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⒁。看来行头分遣要收取一定费用，如不是遭到禁革，劳动力交易的中介组织实是呼之欲出。

上述这些事实又体现了供求机制在开发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作用。特别可以指出的是，江南地区劳动力外流的很少，而外地流人的却很多，说明外地劳动力的流人可以通行无阻。同时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如双林镇在清代中叶，“土客总之，吾镇贸易之人，衣食于此者十居五焉”⒂。据李伯重教授估算，明末，江南城镇人口约为300万人，到清代中叶，约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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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双林镇志》卷15。
② 罗仑主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468页。
③ 前引吴凤翚奏。
④ 康熙《嘉兴府志》卷15。
⑤ 民国《双林镇志》卷15。
⑥ 沈廷瑞《东畲杂记》。
⑦ 《杨园先生全集》卷7。
⑧ 杨屾前引书。
⑨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4。
⑩ 康熙《苏州府志》卷21。
⑾ 《濮川所闻记》卷2。
⑿ 《濮院琐记》卷1。
⒀ 道光《黄溪志》卷1。
⒁ 康熙《苏州府志》卷21。
⒂ 同治《双林记增纂》卷8。


720万人①。二百多年约增加了一倍多，说明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也是通行无阻。这种劳动力流动较高的自由度，表明劳动力市场得到发育。


(三)

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也是衡量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一个标志。在现代经济中，劳动力的生产成本，除劳动者养活自己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之外，还应当包括劳动者所需要的教育培训费用。因此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取的工资，至少必须保证劳动者及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在传统经济中，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局限，当然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下面我们考察一下清代前期江南地区的情况。

农村的长工价，魏金玉教授据清初《补农书》所提供的资料匡算，“长工每一名工银五两，吃米石五斗，平价五两五钱”。副食按为主食的1．2626倍计算，工钱部分占29％，工食部分占71％。这是说需要两个人出雇，才可维持另一个人过同样的生活②。又陶煦在《租核》中说，江南长工工价，“多或七八石，少或五石，再少者不能耕十亩者也”。他又与《补农书》作比较说，“今工银稍增，亦以米计，岁六石”。按照他的说法，一般长工价年工资约米五石或六石，技能较高的可达七八石，技能低者在五石以下。乾隆十七年前后，浙江汤溪县谢起常雇乔嵩种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银八两二钱”③。据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所记萧山乾隆十七年前后米价推算，石米约合银一两一钱左右。则八两二钱工价，约合米七石左右。种靛需一定技术，故乔嵩工资较高。这说明年工资七八石米的工价，确实是存在的。考虑到长工的饮食一般较为优厚，张履祥就主张对待长工要“吃口好”。如果省吃俭用，七八石米的工价，或可能养活一个长工的成年家属。

在传统经济中，城市工资水平一般高于农村，劳动力流人地区的工资水平一般要高于劳动力流出地区。江南地区城市手工业工资资料，与农村长工工资资料同样非常零散，难以作系统比较。现存苏州纸坊工匠工价资料尚属齐全。乾隆二十一年，纸坊刷色洒金等有二十四个工种，工银分为五等，每工工银二分的有二种，二分一厘的有五种，二分四厘的有十四种，二分六厘的有一种，四分的有二种。每一工种的工作列有定额，超额有奖。其工资条文的首条如下：“向先每日推工丹素五刀为一工，除饭食外，每工银二分四厘。另外多刷五刀，另加工银，并贴伙食，共加银五分。倘每日五刀之外，二三刀者，留抵下日凑足五刀为一工。以下各条，仿此类推。”④此工资条例所说一工的定额，似应为一个通常工作日的定额，即不延长工作时间，不提高劳动强度的通常工作日定额。其工银规定也是一个通常工作日的工资。前引海盐县外出打工的织工是，“每年正月出，四月归；七月又出，岁暮归”，大约每年工作三百天左右。苏州纸坊工匠姑按回家过年、秋收，以及其他节假日、生病等休工，一年工作十个月、三百天计。则二分一工者，每年工资为银六两，二分一厘一工者，年工资为银六两三钱，二分四厘一工者，年工资为七两二钱，二分六厘一工者，年工资为银七两八钱，四分一工者，年工资为银十二两。乾隆五十八年，对刷纸工统一工价，规定“纸匠每日以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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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伯重前引书，第417页。
② 《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365、440页。
③ 《康熙乾隆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第268页。
④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90—92页。


纸六百张为一工，系计刷数为工，并不计日”，每“月给工银一两二钱。如有勤力多刷者，亦即按工给价外，再给茶点银半分，以示鼓励”①。这是每年工价为银十二两。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乾隆二十年后，苏松常镇一带，米“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至五十年后始涨。“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按此米价、银价推算，年工资为银十二两者，只合米八石左右，年工资六两者，只合米四石左右。其余均在五六石之间。按此与农村长工工价比较，雇主都供应饭食，城乡基本工资大约接近。如果要多得工资，在于“勤力多刷”。如每日多刷二三刀，一年大致可多得半年工资，也只可以养活一个或一个多点的成年家庭成员。工匠多来自农村，农村长工价自然成为城市工匠工价的重要参照系。从养活家庭成员的数量看，无论城市与农村，劳动力与工价之间都是一种差距甚大的不等价交换，这既说明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低，又与劳动力供大于求也不无关系。但是这种工价机制却有利于调节城乡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可以避免工资过高，农民大量涌人城市。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主要可从两方面考察：除劳动力流动的自由程度之外，还有工资水平的整合程度。由于各府州、各城镇的工价资料缺乏，江南地区工资的整合程度如何，难以探究。但从官方文献中，尚可窥见一斑。康熙五十四年，嘉定县知县在该县南翔镇关帝庙内立碑告示：“踹匠工价平色，各字号不得扣克，其增减悉照苏松之例。”乾隆四十年，嘉定县知县又于南翔镇立碑告示：“踹布工价，虽多寡不一，总按布匹之长短、大小、阔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