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中西交通的开展(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用的方针。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史来说，最重要的材料是自敦煌至地中海的三条路线，比之《魏书·西域传》所记更加具体，代表了隋时对西域各国的认识水平。
后来炀帝经营西域，就是贯彻了裴矩本序中阐述的征抚并用方针。在隋炀帝开拓西域的过程中，裴矩做出了杰出贡献。
首先征服突厥、吐谷浑，开拓西部疆界，扩大了隋之势力范围。吐谷浑与突厥成为隋与西域交通的两大障碍，所谓“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隋书·西域传》“吐谷浑”条记载：“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裴矩趁机“讽令（铁勒）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即勒兵击吐谷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裴矩建议炀帝同时出军，从而击溃了吐谷浑。于是“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所有。”隋于其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对西突厥，裴矩建议炀帝实施分化离间，以减轻西突厥对隋西部疆域的威胁。大业六年（610），炀帝将西巡，遣侍御史韦节召西突厥处罗可汗，处罗不能从命，炀帝大怒，但又无如之何。《隋书·北逖传》“西突厥”条记载：
适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使者，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
炀帝依其计而行，果然造成射匮与处罗的失和，射匮既与隋通好，又击破处罗，迫使处罗入朝，后来处罗还从征高丽。所以炀帝说：“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
其次，裴矩贯彻对西域诸国进行招抚的政策，扩大了隋与西域诸国的交往。《隋书·西域传序》云：
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按：《通典》卷191《西戎总序》作“西戎校尉”）以应接之。
由于史书记载缺略，“事多亡失，”《隋书·西域传》所载有二十国。除吐谷浑、党项、女国之外，与隋进行官方交往的西域国家与政权，见于记载的如下。
铁勒，“大业三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隋书·北狄传》）。
高昌，“炀帝嗣位，引致诸蕃。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隋书·西域传》）。大业八年“十一月己卯，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于高昌王，”隋与高昌建立了和亲关系（《炀帝纪》）。据杜佑《通典》卷191，“炀帝大业五年，（高昌王）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归藩。”
康国，“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杜佑《通典》卷193云：“唐居，……至隋时，谓之康国。”
安国，“即汉时安息国，……大业五年，遣使贡献”（《 隋书·西域传》）。
石国，“（国王）甸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同上）。据《通典》卷193《边防九》，“石国，隋时通焉。”
焉耆，“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杜佑《通典》卷192云：“隋炀帝大业中，其王龙突骑遣使贡方物。”
龟兹，“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于阗，“大业中，频遣使朝贡。”（（《隋书·西域传》）。
吐火罗，“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米国，“大业中，频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史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杜佑《通典》卷193云：“大业中，始通中国。”
曹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据《炀帝纪下》，事在大业十年七月乙卯）
何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乌那曷，“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穆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波斯，“炀帝遣云骑尉李昱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 （《隋书·西域传》）。
漕国，“汉时罽宾国也，……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附国，“大业中，来朝贡”（《 隋书·西域传》）。《通典》卷187《边防三》云：“附国，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炀帝大业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
据《通典》卷193《边防九》，炀帝曾试图交通天竺，“隋炀帝志通西域，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
由于隋朝的积极的外交活动，因而隋与西域各国保持着频繁交往和友好联系。大业四年（584），炀帝祠祭恒岳，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8]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至张掖附近的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9]“大业十一年（591）春正月甲午朔，（炀帝）大宴群僚。突厥、新罗、末曷、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10]
第三，裴矩对西域的经营，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蕃，往来相继”[11]。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重新加强了经济贸易方面的往来。
炀帝时，西域三十余国频至中原“朝贡”。西域诸国商胡也纷纷来长安、洛阳等地经商。炀帝在京城长安设立四方馆，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隋书·百官志下》记载：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鸿胪寺改典客署。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临时损益。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及副，参军各一人。录事主纲纪，叙职掌其贵贱立功合叙者，叙仪掌小大次序，监府掌其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船车，并纠察非违，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
裴矩令帝又在洛阳东市举行盛会，邀请诸蕃酋长、各国使者和胡商参加，集娱乐、贸易为一体。当时，“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绣、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12]这长达一个月的贸易盛会具有国际性质，显示了隋时中外交流的盛况。
第四，韦节的出使和裴矩的经营，使隋扩大了对西域的认识。韦节著《西蕃记》其书已佚，其书的内容，《通典》卷193《边防九》中有片断节录，记载康国情形，是不见于前史的材料，说明这次出使，确实扩大了隋对西域的了解。据《通典》卷193《边防九》，“劫国，隋时闻焉。在葱岭中。”“施罗伊国，隋时闻焉。在乌荼国北，大雪山坡上。”“越底延国，隋时闻焉。理辛头河北。南至婆罗门国三千里，西北至赊弥国千余里，东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
(二)
隋代禁止民间私人从事海上贸易，据《隋书·高祖纪》载：
（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炀帝亦无解禁之举。但炀帝时，隋朝对南海诸国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隋代以前，中国本早已向海外发展。据《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时，汉使已远至黄支国（在今印度）、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三国时吴国孙权曾遣朱应、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据《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
后来炀帝经营西域，就是贯彻了裴矩本序中阐述的征抚并用方针。在隋炀帝开拓西域的过程中，裴矩做出了杰出贡献。
首先征服突厥、吐谷浑，开拓西部疆界，扩大了隋之势力范围。吐谷浑与突厥成为隋与西域交通的两大障碍，所谓“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隋书·西域传》“吐谷浑”条记载：“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裴矩趁机“讽令（铁勒）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即勒兵击吐谷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裴矩建议炀帝同时出军，从而击溃了吐谷浑。于是“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所有。”隋于其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对西突厥，裴矩建议炀帝实施分化离间，以减轻西突厥对隋西部疆域的威胁。大业六年（610），炀帝将西巡，遣侍御史韦节召西突厥处罗可汗，处罗不能从命，炀帝大怒，但又无如之何。《隋书·北逖传》“西突厥”条记载：
适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使者，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
炀帝依其计而行，果然造成射匮与处罗的失和，射匮既与隋通好，又击破处罗，迫使处罗入朝，后来处罗还从征高丽。所以炀帝说：“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
其次，裴矩贯彻对西域诸国进行招抚的政策，扩大了隋与西域诸国的交往。《隋书·西域传序》云：
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按：《通典》卷191《西戎总序》作“西戎校尉”）以应接之。
由于史书记载缺略，“事多亡失，”《隋书·西域传》所载有二十国。除吐谷浑、党项、女国之外，与隋进行官方交往的西域国家与政权，见于记载的如下。
铁勒，“大业三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隋书·北狄传》）。
高昌，“炀帝嗣位，引致诸蕃。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隋书·西域传》）。大业八年“十一月己卯，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于高昌王，”隋与高昌建立了和亲关系（《炀帝纪》）。据杜佑《通典》卷191，“炀帝大业五年，（高昌王）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归藩。”
康国，“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杜佑《通典》卷193云：“唐居，……至隋时，谓之康国。”
安国，“即汉时安息国，……大业五年，遣使贡献”（《 隋书·西域传》）。
石国，“（国王）甸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同上）。据《通典》卷193《边防九》，“石国，隋时通焉。”
焉耆，“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杜佑《通典》卷192云：“隋炀帝大业中，其王龙突骑遣使贡方物。”
龟兹，“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于阗，“大业中，频遣使朝贡。”（（《隋书·西域传》）。
吐火罗，“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米国，“大业中，频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史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杜佑《通典》卷193云：“大业中，始通中国。”
曹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据《炀帝纪下》，事在大业十年七月乙卯）
何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乌那曷，“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穆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波斯，“炀帝遣云骑尉李昱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 （《隋书·西域传》）。
漕国，“汉时罽宾国也，……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附国，“大业中，来朝贡”（《 隋书·西域传》）。《通典》卷187《边防三》云：“附国，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炀帝大业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
据《通典》卷193《边防九》，炀帝曾试图交通天竺，“隋炀帝志通西域，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
由于隋朝的积极的外交活动，因而隋与西域各国保持着频繁交往和友好联系。大业四年（584），炀帝祠祭恒岳，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8]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至张掖附近的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9]“大业十一年（591）春正月甲午朔，（炀帝）大宴群僚。突厥、新罗、末曷、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10]
第三，裴矩对西域的经营，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蕃，往来相继”[11]。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重新加强了经济贸易方面的往来。
炀帝时，西域三十余国频至中原“朝贡”。西域诸国商胡也纷纷来长安、洛阳等地经商。炀帝在京城长安设立四方馆，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隋书·百官志下》记载：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鸿胪寺改典客署。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临时损益。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及副，参军各一人。录事主纲纪，叙职掌其贵贱立功合叙者，叙仪掌小大次序，监府掌其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船车，并纠察非违，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
裴矩令帝又在洛阳东市举行盛会，邀请诸蕃酋长、各国使者和胡商参加，集娱乐、贸易为一体。当时，“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绣、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12]这长达一个月的贸易盛会具有国际性质，显示了隋时中外交流的盛况。
第四，韦节的出使和裴矩的经营，使隋扩大了对西域的认识。韦节著《西蕃记》其书已佚，其书的内容，《通典》卷193《边防九》中有片断节录，记载康国情形，是不见于前史的材料，说明这次出使，确实扩大了隋对西域的了解。据《通典》卷193《边防九》，“劫国，隋时闻焉。在葱岭中。”“施罗伊国，隋时闻焉。在乌荼国北，大雪山坡上。”“越底延国，隋时闻焉。理辛头河北。南至婆罗门国三千里，西北至赊弥国千余里，东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
(二)
隋代禁止民间私人从事海上贸易，据《隋书·高祖纪》载：
（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炀帝亦无解禁之举。但炀帝时，隋朝对南海诸国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隋代以前，中国本早已向海外发展。据《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时，汉使已远至黄支国（在今印度）、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三国时吴国孙权曾遣朱应、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据《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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