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经州县，疲于送迎，縻费以万万计。
 
《旧唐书·裴矩传》云：
 
及灭吐谷浑，蛮夷纳贡，诸蕃慑服，相继来庭。虽拓地数千里，而役戍委输之费，岁巨万计，中国骚动焉。
 
为了吸引西域诸国朝拜于隋，则不惜以利相诱，同上书同传记载：
 
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
 
为了显示隋朝的富强，则大事铺张，虚张声势，同上书同传记载：
 
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屯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盛服珠玉锦罽，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帝见之大悦。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六年”条记载：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籍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东突厥归附隋朝后，隋与东突厥之间的贡赐乃不等价交换。仅以启民可汗为例，《隋书·北狄传》“突厥”条记载：
 
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物万二千段。
 
这还不算，“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炀帝“幸启民所居，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炀帝大悦，则又“赐启民及主金瓮各一，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勤以下各有差。”“明年，（启民）朝于东都，礼赐益厚。”
《隋书·五行志下》云：
 
帝每岁巡幸，北事长城，西通且末，国内虚耗。
 
所以隋炀帝时的对外政策和举措，受到后人的不少批评。《隋书·西域传》后史臣评曰：
 
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炀帝远见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敝域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馑相望，或户口减半。隋时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侯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东之祸乎！
 
根据这一段论述，隋朝的灭亡，几乎就是炀帝的对外政策造成的。
《隋书》由唐初宰相魏征等奉敕编撰，其著史之目的是“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王朝是在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初统治者目睹隋王朝大厦土崩瓦解的过程，深以为诫。为了谋求长治久安之术，他们时时处处以亡隋为鉴。在贞观君臣的论议中，经常展开对隋朝灭亡的原因的探讨，他们常常把炀帝的各种举措施为与其身死国灭联系起来。于是炀帝的对外政策和开疆拓土自然也成为其亡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唐初经济尚未恢复之时，贞观君臣更反对“以四夷劳中国”、“以无用害有用。”上引史臣评论，就代表了贞观之初太宗君臣的这种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撰隋史，炀帝、裴矩等在开拓疆域和对外交往方面的过失就被过分强调了。
我们看到，随着唐朝经济的逐步恢复，当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时，太宗也一样开始了对四夷的用兵，开展贡赐形式的对外贸易。其举措施为其实是踵炀帝余绪的。这时尽管太宗的行为受到过臣下的批评，却动摇不了太宗扩张的决心。《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太宗灭高昌后，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褚遂良上疏反对，以为“糜费中华，以事无用”，太宗却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但是认真分析起来，炀帝开展对外交往和经济贸易，唐初君臣对炀帝行为的批评以及贞观后期唐朝的对外政策的变化，却是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同样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天朝上国观念，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贸易关系必然是朝贡赉赐形式。在统治者看来，与异域各国的交往都是对他们的加恩体恤，这是“上国天子”、“天可汗”对附属国的安抚之责任，而不是在经贸活动中的平等互利。于是当国力强盛时，则以贡赐贸易显示其皇威远被恩加四夷，而国力衰敝时，就视这种贸易活动为负担，是劳敝中国，以无益害有用。因此认识到这些，当我们评价隋炀帝时的对外政策时，应该注意到贞观君臣一偏概全的观点，全面抹杀其积极的方面。既看到其失，也看到它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开拓之功，它在客观上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唐代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新的高峰的开始。

注  释
[1]《隋书》卷83，《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6页。
[2]《隋书》卷82，《南蛮传》，第1832页。
[3]《隋书》卷83《西域传》，第1844页。
[4]同上，第1846页。
   [5]《隋书》卷2，《高祖纪下》，第51页。
[6]《旧唐书》卷63，《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406页。
   [7]《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79页。
   [8][9]同上，第1580页。
[10]《隋书》卷4，《炀帝纪下》，第88页。
[11]《隋书》卷24，《食货》，第687页。
[12]同[7]，第1581页。
[13]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收入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