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国。”最远他们到扶南（今柬埔寨一带）。但此后久不见有如此规模的沿海西行的活动。炀帝注意通过海路与西域国家进行交往。《隋书·南蛮传》“赤土”条云：“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沿海路出使赤土，常骏、王君政等人应募请使。
常骏出使的时间，《隋书·南蛮传》云在大业三年（607）十月，《隋书·炀帝纪》云：大业四年（608）三月“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致罗刹。”当以后说为是。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四年三月，“壬戌，百济、倭、赤土、迦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于是，炀帝即募人出使赤土以报聘，随其使同往赤土，并“致罗刹”；但从南海郡（今广州）出发的时间，当在十月。其年三月下诏，然后常骏等当随赤土国使从洛阳出发，至广州启航当在十月。“致罗刹”当为“至罗刹”，《通典》卷188《边防四》有“罗刹”条，云：“罗刹国在婆利之东。……隋炀帝大业三年，遗使常骏等使赤土国，至罗刹。”
　　赤土国在现在的马来半岛，[13]但具体的位置则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在泰国的宋卡（Song khla）、北大年（Patani）一带；有人认为在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吉兰丹（kelantan）或彭亨（pahang）。此外尚有新加坡、苏门答腊巨港（palembang）、加里曼丹、斯里兰卡等说法。
　　《隋书·南蛮传》记载常骏等人的行程云：
 
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赉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今越南中部岘港）而过，东南泊陵迦钵拔多洲（今越南占婆岛）。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当今越南南岸昆仑岛Condore，或其附近岛屿）。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此时航行已抵马来半岛东岸）。于是南达鸡笼岛（或云大雷丹岛，或云吉兰丹，或云今泰国春蓬海中岛），至于赤土之界。
 
常骏等人受到赤土国王的热情接待。同传详细记载了赤土国人对隋使殷勤恭谨的迎接和招待：
 
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饮食疏薄，愿为大国意而食之”。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
 
本传记载常骏等归国的情况：
 
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海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趾。骏于六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大悦，赐骏等物二百段，俱授秉义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
 
常骏等撰《赤土国记》二卷，《旧唐书·经籍志上》载录。常骏出使赤土国是中国古代见诸记载的一次重要的航海与外交活动，其行程比之三国吴时朱应、康泰更远，为增进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此后，赤土国多次遣使朝贡，南海诸国与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打破了中国与海南诸国长期隔绝的状态。李延寿《北史·蛮獠传论》云：“至于林邑、赤土、真腊、婆利，则地隔江岭，莫通中国。及隋氏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流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祸。……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
《通典》卷188《边防四》“海南序略”云：“海南诸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隋书·南蛮传》记载海南诸国：“大业中，南蛮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今所存，四国而已。”即林邑、真腊、赤土、婆利。此外尚有丹丹、盘盘等。
林邑，“高祖既平陈，乃遣使献方物，其后朝贡遂绝。“仁寿末年，文帝出兵征服林邑，“（林邑王）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隋书·南蛮传》）。
赤土，自大业四年来朝，常骏等出使赤土，此后大业五年、六年皆遣使朝贡（见《隋书》之《炀帝纪》、《南蛮传》）。
真腊，“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帝礼之甚厚”（《隋书·南蛮传》）
婆利，“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婆利国，“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隋书·南蛮传》）。据《通典》卷188《边防四》，婆利“自古未通中国，（梁）武帝天监中来贡，隋大业中，又遣使贡献。”
丹丹、盘盘，《隋书·南蛮传》云：“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
另据《通典》卷188《边防四》，扶南，“隋时其国姓古龙……隋代遣使贡献。”
隋与赤土的友好交往，扩大了隋对海南诸国的认识，为唐代发展海外交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通典》卷188《边防四》记载投和国，云：“投和国，隋时闻焉，在海南大洲中，真腊之南。”丹丹国“隋时闻焉，在多罗磨罗国西北。”“边斗国（一云班斗）、都昆国（一云都军）、拘利国（一云九离）、比嵩国，并隋时闻焉。扶南度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杜薄国，隋时闻焉，在扶南东涨海中。”“薄刺国，隋时闻焉，在拘利南海湾中。”“火山国，隋时闻焉，去诸薄东五千里。……《扶南土俗传》云：‘火洲在马五洲之东可千余里。……’又有加营国北、诸薄国西……。”这里提到的《扶南土俗传》当为隋时著作。“无论国，隋时闻焉，在扶南西二千余里。”据王应麟《玉海》卷16《地理·异域图书》“唐西域记”记载，唐高宗时，达奚弘通曾泛海西行，横渡印度洋，便是从赤土出海。他途经三十六国，抵达虔那。学者认为虔那在今阿拉伯半岛南部。达奚弘通西行，应该说是建立在隋时扩大了对海南诸国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三)
 
经过数年的经营和努力，隋朝扩大了对海南、西域诸国的认识，扩大了中西交通的规模，发展了中西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正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方兴未艾之时，隋朝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于是中原地区进入战乱时期，海南、西域诸国与隋刚刚兴起的交往和交流又陷于中断。史书中记载不少国家都是与隋始一交通，便“其后遂绝”了；对海南、西域不少国家则仅闻其名，也来不及进行接触和交往。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大约要到唐代贞观中，才又恢复到炀帝统治时期的规模和水平。
由于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强盛最先进的国家，广大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隋朝统治者逐渐形成了大国天子之心态。因此隋时采取贡赐形式的对外贸易。这种贸易的目的是为了扬其声威，其特点是厚往薄来，为了赢得皇威远被，四夷顺服的虚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因此，隋朝特别是炀帝时期，发展了对外贸易，而隋朝却没有从对外贸易中获取经济上应得的实际利益。加上炀帝意欲开疆拓土，对外频年用兵，每岁巡边，招抚四夷，造成人力财力的大量耗费。《隋书·食货志》云：
 
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