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ChinCheo贸易居留地探寻(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云：
浯屿水寨：原设于旧浯屿，有以控大小担屿之险，内可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 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
1602年(万历三十年)，浯屿水寨从嘉禾屿中左所(厦门)迁至晋江县的石湖澳。叶向高在《改建浯屿水寨碑》中追溯其原委，也说：“浯屿水寨故在大担、太武山外，后徙于中左所”。
1612年(万历四十年)刊刻的《泉州府志》卷十一《武卫志上》所载方位更为具体：
国朝洪武初……于大担、南太武山外建浯屿水寨，扼大、小担二屿之险，绝海门、月港 接济之奸。
旧浯屿，在同安极南，孤悬大海之中。左连金门，右临岐尾，水道四通，乃漳州、海澄、
同安门户，国初设寨于此。
这一年，何乔远开始编撰《闽书》。虽然他在《方域志·泉州府同安县》下仅仅提及“浯屿，旧置水寨”，但又说：“大担屿，周围五里，外连浯屿水寨”。方位也很明确。
可见，明朝人并没有把浯屿与浯州屿(金门岛)混为一谈。
为什么当今许多学者会把浯屿当作浯州屿(金门岛)?因他们均未举证，不知其根据何在。浯屿与浯洲屿一字之差，很容易使人产生前者是后者简称的错觉。据我的检索，把浯屿与浯洲屿混淆，始作俑者似是清初的大学者顾祖禹(1631—1692)。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同安县”下作了这样的记述：
[浯洲屿]县东南大海中。……屿广袤五十余里，有山十数。最高者曰太武，……又有海印岩、石门关诸胜，其地亦名五澳，实番人巢窟也。明初设浯屿水寨于此。
[浯屿寨]在县东南，水寨也。……寨置于浯洲屿太武山下，实控泉州南境，外扼大、小担二屿之险，內绝海门、月港与贼接济之奸。成化中，或倡孤岛无援之说，移入厦门內港，仍曰浯屿寨。……旧浯屿弃而不守，番舶得据为窟穴。
顾祖禹对明代史志的解读出现偏差。首先，他把太武山理解为浯洲屿的太武山，即海印岩。其实在厦门湾陆地和海岛有两座太武山，浯洲屿(金门岛)的太武山俗称北太武，漳浦县东南岬甲上还有一座太武山，又名太母山，俗称南太武。林腾骧《登大轮山最高顶望南北二太武》云：
北太武浯江村，南太武鹭江濆。彼一太武此太武，两扇海门南北分[26]。故厦门的海口形势，清代有“金门依辅车，浯屿互襟带”[27]的描写。明代志书所记浯屿“在大担、太武山外”，指的太武山是南太武，浯屿正是位于南太武山外海中。顾祖禹将其改为“浯洲屿太武山下”，又把“控制漳、泉二府”改为“实控泉州南境”，这就把水寨搬到浯洲屿(金门岛)上去了。
其次，厦门湾有五大澳、五小澳。据《厦门志》卷四《防海略》，五大澳是神前、塔头、涵前、高崎、鼓浪屿，五小澳是曾厝安、内厝、青浦、浯屿、大担。顾祖禹说“其地亦名五澳，实番人巢窟也”，似本于《筹海图编》。而《筹海图编》明记是“外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而非浯洲屿。
尽管福建地方官员和闽南民众清楚浯屿与浯洲屿的区别，但有清一代如《嘉庆重修一统志》等海防地理书籍，一再剿袭顾祖禹之说，占有学术霸权，以至谬种流传至今。
三、漳州陆地有葡萄牙人居留地吗?
虽然中外史学界一般认同葡萄牙人在Chineheo的居留地在浯屿，但仍有人探寻葡萄牙人在漳州陆地建立居留地的可能性。19世纪80年代，曾任福建英国领事的菲利普提到镇海附近：
不过中国史书经常提到葡萄牙船只常去浯屿，而我曾与之多次商讨这个题目的道格 拉斯博士(Dr．Douglas)告诉我说，他认为葡人在镇海(Tinghai)[=Chenhai?]岸有一个小 驻地，在大陆的某个地方，差不多对着浯屿，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地的百姓已有多年与外国人相处的传统[28]。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张维华把月港与浯屿并提：
大体澳门基础未巩固之先，葡人商于福建及浙江者甚多，而其寄留之地则以浙之双屿、闽之浯屿、月港为要会[29]。
50年代，英国学者博克舍(C．R．Boxer)也认为：
其中最热闹的临时驻地是宁波(NingPo)附近的双屿港(Shuang-hsu-Chiang)、大厦门湾南端的浯屿(Wu-hsu)和月港(Yueh-Chiang)[30]。
80年代，中国学者朱维干说是月港：
嘉靖的葡人居留地，当在月港[31]。
90年代，澳门学者金国平也从其说：
葡人在厦门湾一带的贸易暂居地……主要是月港[32]。
台湾学者张增信则提出稳健的看法，既承认葡萄牙人在漳州陆地建立贸易据点的可能，又认为这只是“滩头式”的，实质上否定在漳州陆地建立居留地：
由于葡人抵达漳州较早，因此可能已在漳州陆地建立起贸易的据点，这是与在宁波外海的葡萄牙人稍为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在漳州陆地所建立的据点，应该是所谓的“滩头式”，亦即限于“停泊、搭棚、交易、存栈、过冬、返回”的贸易，尚未形成如平托所说的殖民聚落(Settlement)型态[33]。
这个问题未能深入讨论下去，大多数学者采取迥避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葡萄牙文献对 Chincheo居留地的描述很含糊，平托说是一个港口，没有明确说是在海岛还是在沿海大陆。16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古地图，据研究，1537年Anonimo-Gaspar viegas绘制的两张图，在厦门湾北的陆地尖端，标示eabo de Chineheo(漳州岬甲)。1542年法国人Jean Rotz绘成献给享利八世的世界地图中在同样位置标有C：de Chincheo(漳州岬甲)。1545-1548年Anonym．n．d．的东亚地图，在厦门湾口标示R．de Chineheo(漳州河口)。[34]显示葡萄牙人到过那里。
在漳州岬甲和漳州河口的葡萄牙人陆地停泊贸易地点有那些?从中国文献检索，有海沧、月港、井尾港、岛尾澳、鸿江澳等处。
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漳州，到过月港停泊贸易，己见上述。葡萄牙人再到漳州，一般认为在1522年(嘉靖元年)广东屯门、西草湾之役以后，“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35]。“初，佛郎机火者亚三既珠，广东有司乃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36]。或谓：“商舶乃西洋原贡诸夷载货，舶广东之私澳，官税而贸易之。既而欲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37]。“本[龙溪]县八九都地月港……诸岛夷舟船所凑泊处也”[38]。这些史料均未提到葡萄牙人，然“其党类更附诸番舶杂至交易”[39]，不无可能。
1541年(嘉靖二十年)，林希元废居林下、回到同安以后，多次记“佛郎机”、“岛夷”、“机夷”即葡萄牙人之行迹。《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云：“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大约机夷之人，不下五六百”。卷八《赠翁见愚别驾之任道州序》云：“岛夷商贩吾地，当道驱之不得，乃严交通之禁，至商贾之舟亦戒行，民病焉”。卷十《金沙书院记》云：“岛夷久商吾地，边民争与为市，官府谓夷非通贡久居于是非体，遣之弗去，从而攻之。攻之弗胜，反伤吾人。侯(龙溪知县林松)与宪臣双华柯公(巡海道柯乔)谋曰：杀夷则伤仁，纵夷则伤义，治夷其在仁义之间乎?乃偕至海沧，度机不杀不纵，仁义适中，夷乃解去，时嘉靖某年某月也”。其中指出“岛夷久商吾地”，“久居于是”，但未言及具体地点。
比较具体的资料出现在朱纨巡阅漳州之后。如云：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贼船十四只，突入井尾港”。八月十七日，“夷哨二只、卑阑二只入岛尾澳”[40]。“二十七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羁留人货，疏闻庙堂，反受其私賂，纵容停泊”[41]。“此时有佛郎机夷者，来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纨严禁，不敢与通，捕逐之”[42]。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正月，“有夷王船并尖艚等船复回投镇海鸿江澳湾泊，差人登 岸，插挂纸贴”[43]。
按：海沧，今厦门市海沧区海沧镇；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均在“漳
浯屿水寨：原设于旧浯屿，有以控大小担屿之险，内可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 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
1602年(万历三十年)，浯屿水寨从嘉禾屿中左所(厦门)迁至晋江县的石湖澳。叶向高在《改建浯屿水寨碑》中追溯其原委，也说：“浯屿水寨故在大担、太武山外，后徙于中左所”。
1612年(万历四十年)刊刻的《泉州府志》卷十一《武卫志上》所载方位更为具体：
国朝洪武初……于大担、南太武山外建浯屿水寨，扼大、小担二屿之险，绝海门、月港 接济之奸。
旧浯屿，在同安极南，孤悬大海之中。左连金门，右临岐尾，水道四通，乃漳州、海澄、
同安门户，国初设寨于此。
这一年，何乔远开始编撰《闽书》。虽然他在《方域志·泉州府同安县》下仅仅提及“浯屿，旧置水寨”，但又说：“大担屿，周围五里，外连浯屿水寨”。方位也很明确。
可见，明朝人并没有把浯屿与浯州屿(金门岛)混为一谈。
为什么当今许多学者会把浯屿当作浯州屿(金门岛)?因他们均未举证，不知其根据何在。浯屿与浯洲屿一字之差，很容易使人产生前者是后者简称的错觉。据我的检索，把浯屿与浯洲屿混淆，始作俑者似是清初的大学者顾祖禹(1631—1692)。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同安县”下作了这样的记述：
[浯洲屿]县东南大海中。……屿广袤五十余里，有山十数。最高者曰太武，……又有海印岩、石门关诸胜，其地亦名五澳，实番人巢窟也。明初设浯屿水寨于此。
[浯屿寨]在县东南，水寨也。……寨置于浯洲屿太武山下，实控泉州南境，外扼大、小担二屿之险，內绝海门、月港与贼接济之奸。成化中，或倡孤岛无援之说，移入厦门內港，仍曰浯屿寨。……旧浯屿弃而不守，番舶得据为窟穴。
顾祖禹对明代史志的解读出现偏差。首先，他把太武山理解为浯洲屿的太武山，即海印岩。其实在厦门湾陆地和海岛有两座太武山，浯洲屿(金门岛)的太武山俗称北太武，漳浦县东南岬甲上还有一座太武山，又名太母山，俗称南太武。林腾骧《登大轮山最高顶望南北二太武》云：
北太武浯江村，南太武鹭江濆。彼一太武此太武，两扇海门南北分[26]。故厦门的海口形势，清代有“金门依辅车，浯屿互襟带”[27]的描写。明代志书所记浯屿“在大担、太武山外”，指的太武山是南太武，浯屿正是位于南太武山外海中。顾祖禹将其改为“浯洲屿太武山下”，又把“控制漳、泉二府”改为“实控泉州南境”，这就把水寨搬到浯洲屿(金门岛)上去了。
其次，厦门湾有五大澳、五小澳。据《厦门志》卷四《防海略》，五大澳是神前、塔头、涵前、高崎、鼓浪屿，五小澳是曾厝安、内厝、青浦、浯屿、大担。顾祖禹说“其地亦名五澳，实番人巢窟也”，似本于《筹海图编》。而《筹海图编》明记是“外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而非浯洲屿。
尽管福建地方官员和闽南民众清楚浯屿与浯洲屿的区别，但有清一代如《嘉庆重修一统志》等海防地理书籍，一再剿袭顾祖禹之说，占有学术霸权，以至谬种流传至今。
三、漳州陆地有葡萄牙人居留地吗?
虽然中外史学界一般认同葡萄牙人在Chineheo的居留地在浯屿，但仍有人探寻葡萄牙人在漳州陆地建立居留地的可能性。19世纪80年代，曾任福建英国领事的菲利普提到镇海附近：
不过中国史书经常提到葡萄牙船只常去浯屿，而我曾与之多次商讨这个题目的道格 拉斯博士(Dr．Douglas)告诉我说，他认为葡人在镇海(Tinghai)[=Chenhai?]岸有一个小 驻地，在大陆的某个地方，差不多对着浯屿，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地的百姓已有多年与外国人相处的传统[28]。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张维华把月港与浯屿并提：
大体澳门基础未巩固之先，葡人商于福建及浙江者甚多，而其寄留之地则以浙之双屿、闽之浯屿、月港为要会[29]。
50年代，英国学者博克舍(C．R．Boxer)也认为：
其中最热闹的临时驻地是宁波(NingPo)附近的双屿港(Shuang-hsu-Chiang)、大厦门湾南端的浯屿(Wu-hsu)和月港(Yueh-Chiang)[30]。
80年代，中国学者朱维干说是月港：
嘉靖的葡人居留地，当在月港[31]。
90年代，澳门学者金国平也从其说：
葡人在厦门湾一带的贸易暂居地……主要是月港[32]。
台湾学者张增信则提出稳健的看法，既承认葡萄牙人在漳州陆地建立贸易据点的可能，又认为这只是“滩头式”的，实质上否定在漳州陆地建立居留地：
由于葡人抵达漳州较早，因此可能已在漳州陆地建立起贸易的据点，这是与在宁波外海的葡萄牙人稍为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在漳州陆地所建立的据点，应该是所谓的“滩头式”，亦即限于“停泊、搭棚、交易、存栈、过冬、返回”的贸易，尚未形成如平托所说的殖民聚落(Settlement)型态[33]。
这个问题未能深入讨论下去，大多数学者采取迥避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葡萄牙文献对 Chincheo居留地的描述很含糊，平托说是一个港口，没有明确说是在海岛还是在沿海大陆。16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古地图，据研究，1537年Anonimo-Gaspar viegas绘制的两张图，在厦门湾北的陆地尖端，标示eabo de Chineheo(漳州岬甲)。1542年法国人Jean Rotz绘成献给享利八世的世界地图中在同样位置标有C：de Chincheo(漳州岬甲)。1545-1548年Anonym．n．d．的东亚地图，在厦门湾口标示R．de Chineheo(漳州河口)。[34]显示葡萄牙人到过那里。
在漳州岬甲和漳州河口的葡萄牙人陆地停泊贸易地点有那些?从中国文献检索，有海沧、月港、井尾港、岛尾澳、鸿江澳等处。
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漳州，到过月港停泊贸易，己见上述。葡萄牙人再到漳州，一般认为在1522年(嘉靖元年)广东屯门、西草湾之役以后，“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35]。“初，佛郎机火者亚三既珠，广东有司乃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36]。或谓：“商舶乃西洋原贡诸夷载货，舶广东之私澳，官税而贸易之。既而欲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37]。“本[龙溪]县八九都地月港……诸岛夷舟船所凑泊处也”[38]。这些史料均未提到葡萄牙人，然“其党类更附诸番舶杂至交易”[39]，不无可能。
1541年(嘉靖二十年)，林希元废居林下、回到同安以后，多次记“佛郎机”、“岛夷”、“机夷”即葡萄牙人之行迹。《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云：“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大约机夷之人，不下五六百”。卷八《赠翁见愚别驾之任道州序》云：“岛夷商贩吾地，当道驱之不得，乃严交通之禁，至商贾之舟亦戒行，民病焉”。卷十《金沙书院记》云：“岛夷久商吾地，边民争与为市，官府谓夷非通贡久居于是非体，遣之弗去，从而攻之。攻之弗胜，反伤吾人。侯(龙溪知县林松)与宪臣双华柯公(巡海道柯乔)谋曰：杀夷则伤仁，纵夷则伤义，治夷其在仁义之间乎?乃偕至海沧，度机不杀不纵，仁义适中，夷乃解去，时嘉靖某年某月也”。其中指出“岛夷久商吾地”，“久居于是”，但未言及具体地点。
比较具体的资料出现在朱纨巡阅漳州之后。如云：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贼船十四只，突入井尾港”。八月十七日，“夷哨二只、卑阑二只入岛尾澳”[40]。“二十七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羁留人货，疏闻庙堂，反受其私賂，纵容停泊”[41]。“此时有佛郎机夷者，来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纨严禁，不敢与通，捕逐之”[42]。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正月，“有夷王船并尖艚等船复回投镇海鸿江澳湾泊，差人登 岸，插挂纸贴”[43]。
按：海沧，今厦门市海沧区海沧镇；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均在“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