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ChinCheo贸易居留地探寻(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州河口”，当时属漳州府龙溪县。井尾，今漳浦县前亭镇井尾村，井尾港即今前亭港。岛尾，今龙海市岛美村，岛尾澳即岛美村海边的港湾。鸿江铺，在镇海卫城西南外，鸿江澳即今漳浦县隆教乡镇海边的海湾。以上均在“漳州岬角”海边，当时属漳州府漳浦县。
先看漳州河(九龙江)口一带，海沧、月港的下海通番活动虽由来已久，但这时已引起明廷的注意，加强了海防戒备。1530年(嘉靖九年)在海沧增设安边馆，1536年(嘉靖十五年)兵部议在嵩屿专设捕盗馆，葡萄牙船难于公然驶入海沧、月港停泊贸易，在海沧、月港建立贸易暂居地，已不可能。月港与葡萄牙人贸易，一般采取浯屿泊船、月港出货的方式。试想，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船只驶入九龙江口的海门岛贸易，尚且惊动官府，加以武力驱逐，市井繁华的月港怎么可能有葡萄牙人暂住达五六年之久而不被发现呢?既使官员受贿蒙骗上司，进出月港的四方商贾、闲杂人等众多，消息迟早会被泄露出去。况且，月港并非一个村落，而是一座“海岸城市”，西方史家据葡萄牙文献判断，访问过这座“海岸城市”的，可能仅有1518年(正德十三年)那一次。
明朝官方文献提到在1518年以后萄萄牙人到过月港的，是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杜汝桢、陈宗夔赴闽会勘得出的结论：“二十七年(1548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清乾隆时官修《明史·佛郎机传》，据此写为：“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参考当时福建官员的报告和地志的记载，葡萄牙船并未停泊月港，朱纨在《六报闽海捷音事》中仅说在月港海洋查获一只接济葡萄牙人的船只：
十月初五日，百户邓城哨至月港海洋，追获大船一只，内装接济夷船钉、油、麻、铁等物，人犯浮水脱走。
杜汝桢、陈宗夔所说“复至月港”，实际上是指抵达月港外围港口——海门屿中港。至于何乔远称“有佛郎机夷者，来商漳州之月港”，综观上下文，他的意思是说葡萄牙人有到月港贸易的企图，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这与葡萄牙文献没有出现第二次到漳州“海岸城市”的记载是吻合的。
再看浯屿对岸的漳州岬甲一带。明初在南太武南面设置镇海卫，建有卫城，驻军1500名。距浯屿最近的岛尾澳，即西方学者提到的Chincheo塔(南太武石塔)山下海岸的某处，设有岛尾巡检司，有明军驻防，而鸿江澳在镇海角附近，在镇海卫城监控范围之内。葡萄牙人通过漳州海商贿通官兵，偶而停泊贸易，符合逻辑推理，但久住则易被上司发现，葡萄牙人不可能直接在此两地建立居留点。在现存的地方资料和民间口碑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来。井尾澳原设有井尾巡检司，又有井尾澳水寨，1451年(景泰二年)，井尾官军迁移到铜山西门澳。这一时期虽已无驻兵，但井尾处于厦门湾外缘漳浦县的小岬甲上，与走私通番中心月港的陆路交通不畅，漳泉商贾到此聚集贸易并不理想，也不可能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
由此可见，在漳州岬甲和漳州河口的陆地上建立葡萄牙居留地，可能性不大。在月港建有葡萄牙居留地的说法，则应予否定。
注释：
①详见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东吴大学，1988年；程绍刚：《Chineheo的地理位置新考——Chineheo即漳州》，《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翁佳音：《十七世纪的福佬海商》，《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1999年。
②⑾[24][28][30][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第223、230、230、227、3 -4页。
③[33]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东吴大学，1988年，第240、240-241页。
④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
⑤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莅志·漳州府》。
⑥祟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
⑦祟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建置沿革》。
⑧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
⑨费尔隆．罗柏斯·德·卡斯特涅达：《印度的发现和征服史》第四、五卷，第11章，科因布拉，1552年。
⑩收入[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RC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三十一期，澳门文化司署，1997年；《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南出版社等，1998年，等。⑿《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69页。⒀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上、下册)，澳门基金会等，1999年。
⒁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二，《南蛮·佛郎机》；茅瑞征《皇明胥象录》卷五；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六，《佛郎机国》；周之夔《弃草集》卷八十二；邵星崖辑《薄海番域录》卷九。⒂[23]朱纨《璧馀杂集》卷六附。
⒃[21][22][40][43]朱纨《璧馀杂集》卷五，《六报闽海捷音事》。
⒄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⒅万历《漳州府志》卷十二。
⒆万历《漳州府志》卷十八，《寇乱》。⒇万历《漳州府志》卷三十，《海澄县·杂志·兵乱》。[25]郑若曾辑《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
[26]民国《同安县志》卷二十五，《艺文》。[27]清孙尔准：《厦门》，《厦门志》卷九《艺文略》，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29]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笫39页。[31]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32]金国平：《中译者序言》，见其所译《远游记》上册，1999年。
[34]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95页；程绍刚《Chineheo的地理位置新考》，《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5]黄佐：《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抚通市舶疏》。
[36]《明嘉靖实录》卷一百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
[37]《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
[3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一，《江西三》。
[39]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41]《明嘉靖实录》卷三六三，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
[42]何乔远：《名山藏》，《王亨记一·东南夷·日本》。
先看漳州河(九龙江)口一带，海沧、月港的下海通番活动虽由来已久，但这时已引起明廷的注意，加强了海防戒备。1530年(嘉靖九年)在海沧增设安边馆，1536年(嘉靖十五年)兵部议在嵩屿专设捕盗馆，葡萄牙船难于公然驶入海沧、月港停泊贸易，在海沧、月港建立贸易暂居地，已不可能。月港与葡萄牙人贸易，一般采取浯屿泊船、月港出货的方式。试想，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船只驶入九龙江口的海门岛贸易，尚且惊动官府，加以武力驱逐，市井繁华的月港怎么可能有葡萄牙人暂住达五六年之久而不被发现呢?既使官员受贿蒙骗上司，进出月港的四方商贾、闲杂人等众多，消息迟早会被泄露出去。况且，月港并非一个村落，而是一座“海岸城市”，西方史家据葡萄牙文献判断，访问过这座“海岸城市”的，可能仅有1518年(正德十三年)那一次。
明朝官方文献提到在1518年以后萄萄牙人到过月港的，是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杜汝桢、陈宗夔赴闽会勘得出的结论：“二十七年(1548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清乾隆时官修《明史·佛郎机传》，据此写为：“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参考当时福建官员的报告和地志的记载，葡萄牙船并未停泊月港，朱纨在《六报闽海捷音事》中仅说在月港海洋查获一只接济葡萄牙人的船只：
十月初五日，百户邓城哨至月港海洋，追获大船一只，内装接济夷船钉、油、麻、铁等物，人犯浮水脱走。
杜汝桢、陈宗夔所说“复至月港”，实际上是指抵达月港外围港口——海门屿中港。至于何乔远称“有佛郎机夷者，来商漳州之月港”，综观上下文，他的意思是说葡萄牙人有到月港贸易的企图，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这与葡萄牙文献没有出现第二次到漳州“海岸城市”的记载是吻合的。
再看浯屿对岸的漳州岬甲一带。明初在南太武南面设置镇海卫，建有卫城，驻军1500名。距浯屿最近的岛尾澳，即西方学者提到的Chincheo塔(南太武石塔)山下海岸的某处，设有岛尾巡检司，有明军驻防，而鸿江澳在镇海角附近，在镇海卫城监控范围之内。葡萄牙人通过漳州海商贿通官兵，偶而停泊贸易，符合逻辑推理，但久住则易被上司发现，葡萄牙人不可能直接在此两地建立居留点。在现存的地方资料和民间口碑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来。井尾澳原设有井尾巡检司，又有井尾澳水寨，1451年(景泰二年)，井尾官军迁移到铜山西门澳。这一时期虽已无驻兵，但井尾处于厦门湾外缘漳浦县的小岬甲上，与走私通番中心月港的陆路交通不畅，漳泉商贾到此聚集贸易并不理想，也不可能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
由此可见，在漳州岬甲和漳州河口的陆地上建立葡萄牙居留地，可能性不大。在月港建有葡萄牙居留地的说法，则应予否定。
注释：
①详见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东吴大学，1988年；程绍刚：《Chineheo的地理位置新考——Chineheo即漳州》，《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翁佳音：《十七世纪的福佬海商》，《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1999年。
②⑾[24][28][30][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第223、230、230、227、3 -4页。
③[33]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东吴大学，1988年，第240、240-241页。
④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
⑤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莅志·漳州府》。
⑥祟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
⑦祟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建置沿革》。
⑧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
⑨费尔隆．罗柏斯·德·卡斯特涅达：《印度的发现和征服史》第四、五卷，第11章，科因布拉，1552年。
⑩收入[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RC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三十一期，澳门文化司署，1997年；《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南出版社等，1998年，等。⑿《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69页。⒀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上、下册)，澳门基金会等，1999年。
⒁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二，《南蛮·佛郎机》；茅瑞征《皇明胥象录》卷五；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六，《佛郎机国》；周之夔《弃草集》卷八十二；邵星崖辑《薄海番域录》卷九。⒂[23]朱纨《璧馀杂集》卷六附。
⒃[21][22][40][43]朱纨《璧馀杂集》卷五，《六报闽海捷音事》。
⒄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⒅万历《漳州府志》卷十二。
⒆万历《漳州府志》卷十八，《寇乱》。⒇万历《漳州府志》卷三十，《海澄县·杂志·兵乱》。[25]郑若曾辑《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
[26]民国《同安县志》卷二十五，《艺文》。[27]清孙尔准：《厦门》，《厦门志》卷九《艺文略》，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29]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笫39页。[31]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32]金国平：《中译者序言》，见其所译《远游记》上册，1999年。
[34]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95页；程绍刚《Chineheo的地理位置新考》，《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5]黄佐：《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抚通市舶疏》。
[36]《明嘉靖实录》卷一百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
[37]《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
[3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一，《江西三》。
[39]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41]《明嘉靖实录》卷三六三，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
[42]何乔远：《名山藏》，《王亨记一·东南夷·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