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生态学的普及客观上要求研究环境史,环保运动的发展也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 
   
许多学科的发展为环境史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考古学不再只对挖掘文化遗存感兴趣,还开始使用环境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探讨古人怎么生活、如何利用技术进步适应环境。环境考古学的形成给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地理学从环境决定论向可能论的转变和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13]。R.布朗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地理》中不但强调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还着重探讨了由于人的活动引起的某一地区在历史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14]人类学发展出了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生态人类学。它着重探讨人及其文化通过资源分布、生产方式、繁殖方式和消费方式与环境发生的关系。生态人类学给环境史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它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15]新社会史的“自下而上”和注重普通人生活的方法突破了历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精英人物的传统,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 (Grass roots 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历史学研究一改过去只注重“明显的历史”(Manifest history)[16]的风格,出现了强调环境因素的新现象。法国年鉴史学的崛起促使历史学家不但关注微观事件,更要研究长时段,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F.布罗代尔在《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开篇就强调了环境在历史中的作用,把环境作为结构性因素来分析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并预测未来。美国边疆史学派在五六十年代虽然已过F.特纳学说的鼎盛期,但仍然吸引着年轻的历史学家抛弃环境决定论,改用现代生态学、环境学对边疆问题和美国文明的成长进行新的解释。这是环境史之所以在美国诞生的内在基因。K.魏特夫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世人皆知,但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理论对环境史研究有重要启发性,这一点也不能忽略。他认为,环境与人都在不断变化,环境通过人的活动与社会互动,促使社会结构重建,进而导致专制主义。历史学的这些变化为环境史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环境史的诞生本身就是多种学科研究发展和深化的结果。 

二、环境史的发展和理论建设 

环境史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来反映,一是专业团体和杂志的变化;二是研究范围的扩大。 
   
环境史诞生后,发展势头迅猛,成果纷纷涌现。1970年春季学期,纳什教授首次在加州大学开设了“美国环境史”课程, 选课学生达450名。环境史终于挤进大学的课程目录,进而成为必修课程。1973年,当时供职于新泽西技术学院的J.欧皮开始策划筹组专业学会。1974年,一批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利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开会之机,坚定地离开美国历史学会,组成“美国环境史学会”,不久还公开出版了自己的专业杂志《环境评论》和内部交流刊物《环境史通讯》[17]。时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的P. 柯廷虽然对此不满,[18]但亦无可奈何。这实际上是美国历史学开始从整体的“和谐”史观向“碎化”和多元化的新趋势转变的客观反映。 
   
《环境评论》的首任主编是J.欧皮。在长达十年的任职期间,他苦心经营,设计规范和方向,在该领域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1983年,丹佛大学教授D.休斯接任主编,给杂志注入新活力,并把它改成季刊。在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史受政治影响较大,着重研究环境保护运动史、荒野的概念,目的是通过评估人类社会对环境的破坏来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1985年,W.罗宾斯担任第三任主编。1988年,J.欧皮再任主编,于1990年把杂志更名为《环境历史评论》,1996年与“森林史学会”的《森林和资源保护史》合并为《环境史》,由H.罗斯曼任主编。在这一时期,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吸收了城市史、伦理史等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上采用混沌理论、盖娅学说、种族、阶级、性别等方法;还对本领域进行严肃的自我反省,致力于理论整和,这反映了美国历史学80年代后转向“综合”和国际化的新变化。另外,在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中,几本杂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太平洋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杂志》分别在1972年8月和1990年3月设专刊。法国的《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也在1974年5—6月设专刊。英国还在1995年出版了环境史的专业杂志《环境与历史》。 
   
环境史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展。从地域上看已覆盖全球,从论题上看已涉及各方面, 讨论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化。[19] 美国环境史发展最快,因为与环保运动结合最紧密,在如下议题上,美国学者着力最多。 [20]一是环境保护史,分为生物中心型、经济型和生态型。但也有激进派学者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基本威胁是社会失序,环境问题只是借口,历史学家应抓住根本问题。二是生态学和生态思想史,如拉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及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21]。三是环境感知,研究美国人为什么、如何用绘画、文学、美学等来反映荒野、草原、景观。四是不同民族所特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分为田园主义的阿卡狄亚式和类似于扩疆拓土的帝国主义式。五是化学污染,尤其是对隐藏在杀虫剂和核污染背后的资本主义、群众健康、社会正义和政府作用的研究。六是水资源保护和国家公园;水资源保护涉及水权的历史归属、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要求和开发前景。国家公园研究主要关注其是否有经济价值、是否是对环境进行全面保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等。 
   
欧洲历史悠久,环境史研究具有连续性。古典时代,偏重环境变迁与文明崛起与衰落的关系。中世纪,主要研究疾病、人口、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关系。近代早期,主要分析独特的环境与欧洲崛起的关系。进入近代以后,论题多元化。如科学革命如何使人与环境二元对立[22];工业革命与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生物科学和自然史在殖民主义侵略中的作用等。当代主要研究欧洲的绿党和绿色政治。对前苏联东欧地区,主要研究马列主义环境观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环境的人为破坏和重建。 
   
对非洲环境史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角度新。1968年,P.柯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流行病学与奴隶贸易》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研究议题涉及的时间最早是第四纪东非环境史,然后是非洲生态环境变迁与人类的进化和古典文明的中断。指出非洲传统社会既不是田园诗,也不是血战成性,又不是破坏环境,而是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殖民主义入侵后,世界市场经济代替了生计经济,掠夺成性,造成森林被毁,牧场过载,土壤侵蚀,气候变异,干旱、饥荒、疾病流行。殖民者打碎了原有政治体制,破坏了传统的互助合作、共度难关的能力,加重了灾情。[23]殖民者虽然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如用科学方法保护森林、牧场和土壤,改变土地占有形式和耕作、放牧方式以及居住模式,但终因隐含种族主义目的而引起广大非洲人的反抗斗争。[24]独立后,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或现代化,对环境造成更大破坏,非洲被边缘化。环境问题与政治、民族等矛盾相互交织,出现“环境难民”;环境破坏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失去生存基础;环境压力要求非洲走生态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5]非洲环境史研究是继殖民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和现代化或发展史学后的巨大进步,意在通过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现非洲人是如何生产和生活的,进而揭示非洲人的历史首创精神,使非洲人真正成为非洲历史的主人。 
   
亚洲和拉美研究相对较少。古代主要涉及环境变迁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玛雅古文明的兴衰。哥伦布到美洲后,全球实现了人口、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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