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及其社会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新文明观。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必然削弱本土化、民族化趋势，相反，本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反过来可以指导本土化。环境史研究如果没有广泛的本土化，它未来的发展就只能走上某些国家话语霸权的道路。当然，这种本土化必须以探讨全人类普遍共同的概念为目标，使全球化和本土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有机地统一起来。 
　　 
研究外国的环境史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知识积累、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就现阶段环境史在中国的发展而言，仍处于介绍和引进的起步阶段，为什么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如此落后？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进行赶超型现代化。为了发展，在受到资本和技术限制的情况下，主要推进向环境索取的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即使有关部门从事这项工作，但也局限于技术层面。就历史学而言，我们的历史观仍然停留在进步和现代化史观阶段，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的不可持续性。特别是受斯大林对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影响，只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忽视人与环境的关系，另外，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也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环境史研究不但要求历史学家有深厚的人文和社科学养，还要有丰富的自然和工程科学的知识。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和恶化。制约环境史发展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正在深入人心，特别是1998年的大洪水发生之后。最近，党中央作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决策，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客观情况改变要求历史学提供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历史学家的观念也有所改变，不再认为后现代对中国人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谈。正如格里芬所言：“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了’”[47]。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对外学术交流的深入，我国历史学家也在努力补充新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环境史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已是势不可挡，环境史的中国化已是刻不容缓。笔者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站在全人类和全球的高度学习别的国家的研究成果、理论和方法，即批判地、有选择性地学习适用于全人类的共同的东西，扬弃那些带有文化霸权主义的东西。第二步是实证地研究中国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史，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实践、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国人对环境态度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与实践、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成长时对环境的利用和保护等。在完成一些重要专题研究后，写出完整的中国环境史。第三步是把中国环境史放在全球环境史的框架中与美国、欧洲、非洲等环境史一起进行整体的分析和综合，形成中国的世界环境史学派。笔者相信，只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严谨的态度努力工作、奋起直追，就一定能迎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春天，在世界环境史学界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