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叶日本疑古史学叙论(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物就被创造了出来。事实是，时间愈后的学派，创造的历史人物愈古老，「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就是这个道理。「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他得出一个结论，愈是古老的历史都是后人「其后附加上去的」。他的理论由此被称为古代史的「加上理论」。
从这外「加上」理论的出发，内藤湖南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1922年2月，内藤湖南发表〈禹贡制作的时代〉设问：禹存在吗？即使有禹，当时有文字吗？即使当时有文字，当时文明水准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宏丽篇章吗？他论证，《禹贡》记载的内容与《尔雅》、《周礼》等书的内容相近，「《禹贡》是利用了战国末年最发达的地理学知识编撰而成的，虽然有时多少含有战国以前的材料，但其中大多数材料都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28
他断论，《禹贡》一书是记录大禹事迹的最权威的文本，现在证明《禹贡》一书原是战国以后的作品，那么大禹事迹也就成了一团疑云。
六 津田左右吉《〈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神代史的研究》的发表与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
二十世纪20年代，与内藤湖南同样活跃在史学领域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作为白鸟库吉的后继者，他做的工作更激进，思想旗帜也更鲜明，明确将工作目标设定为对「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他在白鸟库吉发表「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之后的第4年写有《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年），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古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诸篇，提出「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此为惊世之论，梭镖般地直击神道史观，震动日本朝野。
前面说过，日本神道史观表现在两部历史著作《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
津田证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所记历史皆非事实。他将日本古代史与中国、朝鲜文献记载作比对，寻找日本古史记载中的破绽，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与可信性。如桑原武夫所说，「把古代史上的种种矛盾揭发出来，从而说明一个一个『历史』是如何虚构与编造出来的。对于他来说，犹如发现了罪案的侦探，顽强的把犯人及犯罪揭露出来」。这里，「罪案」是一个方面，而将「犯罪动机」一概揭清，是津田史学的更大特色，其史学境界在白鸟史学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一步29。
津田左右吉发现，《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反映的日本古代史学，以应神天皇划界，之前之后大相异趣。之前说的是国家大事，而之后说的多是恋爱、游猎以及皇族争斗的个人故事。记录方式的不同，成为引发津田古史怀疑的一个契机。30
在津田看来，《古事记》、《日本书纪》记录的日本神代史与上古史，都是六世纪至七世纪时大和朝廷官硬「加上去」的杰作，是出于政治需要的编造。日本值五世纪之际，已大体完成统一事业，虽然一些地方武装还在反抗，但中央政府仅用怀柔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时候的日本已考虑将它的影响推进到朝鲜半岛31。
应对这样的政治状况，神化天皇，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演为至急，将最高统治者（天皇）拔高为神，成为必然的选择。比对中国，真正稳定统一国家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此时中央政府独尊儒术，强调「君权神授」，确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中日两国用意一致。
津田左右吉在〈神代史的性质及其精神〉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神代史讲述著作为日本统治者皇室的历史由来，日神即皇祖神──是神代史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天皇的权威，既然天皇是神的传人，那么还有甚么力量可以对其神圣权力有所动摇？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天皇为神」，是一个历史的谎言！32除此外津田左右吉还发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等，表达他一贯的批判主义思想，将影响辐射到所有人文领域中去。
津田史学反对日本神话史观以批判国家专制主义，其结果必然招致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应。
以蓑田胸喜为首的右翼集团「原理日本社」，在其机关杂志《原理日本》上，即以〈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神代史、上代史抹杀论的学术的批判〉为题，对津田左右吉思想作激烈抨击。
再则，津田左右吉被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起诉（被起诉还有出版者岩波茂雄）。1940年，以亵渎皇室的罪名，《〈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神代史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等书，遭「严禁处分」，过二年，被判刑，监禁三个月。33
津田左右吉的著作与思想给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白鸟库吉之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川端康成在〈海棠之花〉一文中说，大正时期的学生「能够有个自由的想法」，这和津田左右吉著作的出版有关，「津田左右吉博士的《神代史的研究》和《〈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成了学生们的必读之书」。
著名思想史学家松本三之介说：在他从事国家研究之前，学界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明治30年）、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34。如果说以上的研究还只是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那么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则给他指示了新方向，即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将国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35。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中获益非浅，受到的思想冲击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景色为此一变」36。
七 余 论
人类从其诞生以来，遵行一条文明路线向前走，从丛林社会走向土地社会，继而走向市场社会，是文明路线的基本轨迹。从政治意义上说，则是从原始专制走向封建专制，最后走向现代民主。然而走在这条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需要克服社会心性中的许多缺点。这指的是学习西方时的「怀乡」心理，迎接现代时的「怀旧」心理。由于「怀旧」总觉得古胜于今，由于「怀乡」，对故国本族之古旧，更有难以割舍之情，最后形成现代化的精神阻力。更有甚者，日本古代「神代史」崇拜思想最终演化为「神道史观」，成为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日本批判主义史学的意义，在于配合该国二十世纪年代前后启蒙政治背景，冀望以疑古方式排除根深蒂固的复古心理，反对封建，为现代思想在日本的普及扫清道路。如果「三代（也包括三皇五帝）崇拜」37是中国复古思想的史学根基，那么「神代崇拜」就是日本复古思想的历史基础，合起来说，「崇古」思想成为中日走向来现代的共同精神障碍。在他们看来，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与日本神代崇拜思想有着共同的理念根源，日本的神代崇拜思想乃是中国三代崇拜思想的仿真与再造，因此批判日本崇古思想，要做的是对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作连带清理。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无论是白鸟库吉还是他的后继津田左右吉都着力去做两件工作：
一、怀疑与否定中国「三代」的历史真实，试图将其还原为历史的空白，让中日复古者失去历史的依据。
二、怀疑日本古史的神话性质，否定神代史观。
如果那珂通世与内藤湖南在从事他们的工作时还缺乏如此明确的思想目标，那么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应该说是怀着一种意念。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他们的工作遭遇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排击。尤其是白鸟库吉力主神代史为历史影写，津田左右吉着《神代史的研究》、《日本上古代史研究》等名著，论证
从这外「加上」理论的出发，内藤湖南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1922年2月，内藤湖南发表〈禹贡制作的时代〉设问：禹存在吗？即使有禹，当时有文字吗？即使当时有文字，当时文明水准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宏丽篇章吗？他论证，《禹贡》记载的内容与《尔雅》、《周礼》等书的内容相近，「《禹贡》是利用了战国末年最发达的地理学知识编撰而成的，虽然有时多少含有战国以前的材料，但其中大多数材料都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28
他断论，《禹贡》一书是记录大禹事迹的最权威的文本，现在证明《禹贡》一书原是战国以后的作品，那么大禹事迹也就成了一团疑云。
六 津田左右吉《〈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神代史的研究》的发表与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
二十世纪20年代，与内藤湖南同样活跃在史学领域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作为白鸟库吉的后继者，他做的工作更激进，思想旗帜也更鲜明，明确将工作目标设定为对「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他在白鸟库吉发表「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之后的第4年写有《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年），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古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诸篇，提出「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此为惊世之论，梭镖般地直击神道史观，震动日本朝野。
前面说过，日本神道史观表现在两部历史著作《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
津田证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所记历史皆非事实。他将日本古代史与中国、朝鲜文献记载作比对，寻找日本古史记载中的破绽，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与可信性。如桑原武夫所说，「把古代史上的种种矛盾揭发出来，从而说明一个一个『历史』是如何虚构与编造出来的。对于他来说，犹如发现了罪案的侦探，顽强的把犯人及犯罪揭露出来」。这里，「罪案」是一个方面，而将「犯罪动机」一概揭清，是津田史学的更大特色，其史学境界在白鸟史学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一步29。
津田左右吉发现，《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反映的日本古代史学，以应神天皇划界，之前之后大相异趣。之前说的是国家大事，而之后说的多是恋爱、游猎以及皇族争斗的个人故事。记录方式的不同，成为引发津田古史怀疑的一个契机。30
在津田看来，《古事记》、《日本书纪》记录的日本神代史与上古史，都是六世纪至七世纪时大和朝廷官硬「加上去」的杰作，是出于政治需要的编造。日本值五世纪之际，已大体完成统一事业，虽然一些地方武装还在反抗，但中央政府仅用怀柔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时候的日本已考虑将它的影响推进到朝鲜半岛31。
应对这样的政治状况，神化天皇，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演为至急，将最高统治者（天皇）拔高为神，成为必然的选择。比对中国，真正稳定统一国家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此时中央政府独尊儒术，强调「君权神授」，确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中日两国用意一致。
津田左右吉在〈神代史的性质及其精神〉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神代史讲述著作为日本统治者皇室的历史由来，日神即皇祖神──是神代史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天皇的权威，既然天皇是神的传人，那么还有甚么力量可以对其神圣权力有所动摇？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天皇为神」，是一个历史的谎言！32除此外津田左右吉还发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等，表达他一贯的批判主义思想，将影响辐射到所有人文领域中去。
津田史学反对日本神话史观以批判国家专制主义，其结果必然招致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应。
以蓑田胸喜为首的右翼集团「原理日本社」，在其机关杂志《原理日本》上，即以〈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神代史、上代史抹杀论的学术的批判〉为题，对津田左右吉思想作激烈抨击。
再则，津田左右吉被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起诉（被起诉还有出版者岩波茂雄）。1940年，以亵渎皇室的罪名，《〈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神代史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等书，遭「严禁处分」，过二年，被判刑，监禁三个月。33
津田左右吉的著作与思想给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白鸟库吉之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川端康成在〈海棠之花〉一文中说，大正时期的学生「能够有个自由的想法」，这和津田左右吉著作的出版有关，「津田左右吉博士的《神代史的研究》和《〈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成了学生们的必读之书」。
著名思想史学家松本三之介说：在他从事国家研究之前，学界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明治30年）、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34。如果说以上的研究还只是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那么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则给他指示了新方向，即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将国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35。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中获益非浅，受到的思想冲击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景色为此一变」36。
七 余 论
人类从其诞生以来，遵行一条文明路线向前走，从丛林社会走向土地社会，继而走向市场社会，是文明路线的基本轨迹。从政治意义上说，则是从原始专制走向封建专制，最后走向现代民主。然而走在这条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需要克服社会心性中的许多缺点。这指的是学习西方时的「怀乡」心理，迎接现代时的「怀旧」心理。由于「怀旧」总觉得古胜于今，由于「怀乡」，对故国本族之古旧，更有难以割舍之情，最后形成现代化的精神阻力。更有甚者，日本古代「神代史」崇拜思想最终演化为「神道史观」，成为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日本批判主义史学的意义，在于配合该国二十世纪年代前后启蒙政治背景，冀望以疑古方式排除根深蒂固的复古心理，反对封建，为现代思想在日本的普及扫清道路。如果「三代（也包括三皇五帝）崇拜」37是中国复古思想的史学根基，那么「神代崇拜」就是日本复古思想的历史基础，合起来说，「崇古」思想成为中日走向来现代的共同精神障碍。在他们看来，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与日本神代崇拜思想有着共同的理念根源，日本的神代崇拜思想乃是中国三代崇拜思想的仿真与再造，因此批判日本崇古思想，要做的是对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作连带清理。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无论是白鸟库吉还是他的后继津田左右吉都着力去做两件工作：
一、怀疑与否定中国「三代」的历史真实，试图将其还原为历史的空白，让中日复古者失去历史的依据。
二、怀疑日本古史的神话性质，否定神代史观。
如果那珂通世与内藤湖南在从事他们的工作时还缺乏如此明确的思想目标，那么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应该说是怀着一种意念。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他们的工作遭遇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排击。尤其是白鸟库吉力主神代史为历史影写，津田左右吉着《神代史的研究》、《日本上古代史研究》等名著，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