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各有便与不便”[39]，反复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官吏私利。清江厂下设京卫、中都、江北直隶、卫河四总厂，每总厂下基本以一卫所为一分厂，京卫厂有34分厂，中都厂12分厂，直隶厂与卫河厂各有18分厂。清江船厂各分厂委派指挥、千百户等官督率造船，隆庆六年(1573)裁革指挥、千百户，在淮安府山阳等县选经历、县丞四员，带衔专管造船，“以三年考满，核其功罪”，厂官犯罪，漕运衙门可径自提问，参奏发落。清江船厂则由清江提举司综理，设工部主事，隆庆六年为加强管理，规定“主事不必注选，听工部于各司择有才望练达者任之，三年而后代”[40]。由于清江厂属于漕运衙门，提举司属于工部，“船料盈绌、造船完欠原系职掌相关，乃从总漕为政，工部不一与闻。及至料缺船欠，议者又责之臣(工)部”[41]，两者不能很好配合，万历四十一年(1463)革工部提举，由淮安同知管京卫、卫河二厂，扬州同知管中都、直隶二厂[42]。

湖广、江西、浙江三都司及江南直隶卫所漕船在各卫所由军士分散打造。这些卫所的船只南返经过清江船厂时需“委提举司官匠估计应该修理或改造合用物料，填注票贴给官军，回至原卫照数支给，买料修造”，因为船只等候延误回程，成化十年后令各司府自行估计[43]。由于散造方式容易产生侵克料价、钉稀板薄、难以久驾的弊端，后来逐步改为团造，由若干卫所设厂，专官督造。浙江都司原“于苏州地方倩匠四散打造”，匠役或“侵欺料价，或临期逃躲”，卫所造船“料价又不依限给发”，并“因系隔省，人民不服拘究”，遂率先于正德元年(1506)在杭州府仁和县购民地设厂打造，但仍未设专官管理，“以致因循姑息，依旧各处打造，前业遂废”，正德十五年(1520)始令工部浙江抽分厂主事带管，选指挥一员，千百户两员分理，“买料雇匠，俱于原设杭州官厂内如法打造”[44]，嘉靖三十三年(1554)改于仪真，三十八年(1559)又改于北新关[45]， 四十四年(1565)后不再由主事带管，改令督粮道兼管[46]。嘉靖三年(1524)湖广、江西、江南直隶各总漕船也采取团造方式。湖广、江西因二省地广，卫所星散，聚于一地有所不便，采取“于分造之中而寓团造之法，于用人之中而存革弊之意”[47]，于各府州打造，掌印官随时查考。漕运总督唐龙曾建议从嘉靖九年(1530)起，将湖广各卫所漕船在荆江水次设一厂团造，各卫所选千百户一员营造，委荆江抽分厂主事带管监督[48]，但可能没有奏准。嘉靖四十五年(1566)将江西都司的袁州五卫船厂改于吉安，南昌卫船厂改于九江，各就产木近地团造[49]，万历十一年(1583)又将饶州等五所浅船改于进贤水次修造[50]。江南直隶上江总的建阳、新安、安庆、九江、宣州五卫初在芜湖团造，后改于安庆；下江总的镇江、太仓、苏州、镇海四卫及嘉兴、松江二所在苏州团造[51]。团造之后仍无专官管理，隆庆元年(1567)才分属九江、苏松兵备道兼理。这二总团造因“官旗图便”，也有过散造的反复，隆庆六年(1572)漕运总督王宗沐才又归为团造，并改由督粮道管理[52]。万历四年(1576)漕运总督吴桂芳又以“安庆造舡非便”，九江卫漕船仍归本处打造，由九江道提调[53]。

漕船按造船地点、方式编为船号。永乐、宣德时按造船地点编为湖(广)字、江(西)、浙(江)等号，徽州为徽字号等，“天顺间始照各总类编，原系民造者为民字几号，旗军自造者为军字几号，又有运字号者，则造于提举司者也”[54]，遮洋船为遮字号，造于龙江船厂者编为龙字号。按规定在船尾刻上卫所、某字某号、厂官、某匠并令驾旗甲姓名、领造年分，卫所与船厂各有挨年号册一本，写明每年该造船号旗甲，“每年查照字号，依额贴厂，呈总报部收造”，起到“标识分记”[55]，防止不及年限及重复打造的作用。

从事漕船修造的有各卫所额定军余和各地征发的工匠。景泰时工匠改为四年一班，因“班匠稀少，造船不便”，造船工匠仍奏为二年一班[56]。由于各地工匠经常逃避不到，以及“多有顶名雇役，老幼不堪之人一概派造，以致造作不坚，奸弊百出”[57]，成化十八年(1482)后工匠改为纳银，船厂另雇人造船。原规定底船八月终旬到厂，限四十日内造完。嘉靖二十四年(1545)又规定，八月以里发给船料兴工造作，“应造船只限十月终驾赴水次。如十月以里造船不完，底船不到厂，管厂各委官住俸半年；十一月终不完、不到，各住俸一年；十二月终不完、不到，各降二级。”[58]船只造完在淮安由漕运衙门检查，原属卫河船厂的在临清由卫河提举司检查(这到嘉靖二十六年才停止)，“有钉稀板薄，造不如式，侵费料价底板，船不能完者，坐以赃罪”，经管军职、有司一体参奏[59]，经造工匠“如无故早坏一年，于官匠名下追补一分，二年递加”[60]，如“三年之内损坏，仍令该厂赔补”[61]。实际上造船弊端越来越严重，成化时就“令船薄漂流者罪及提举，然终不得坚固”[62]，隆庆六年(1572)礼科左给事中雒遵指出：“运船之弊，大率敢于干没者缺而不补，巧于侵渔者补而不坚，漂损之因实由于此”[63]，及至明末，“衙役需索，工匠刁难，凡造发新船壹只，如无使用捌玖拾金不能有船，俱称无料，是以年复壹年不能济运”[64]。造船之弊使明中期以后漕船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极大地影响了漕运运输。


三、漕船木料和船价银的来源

(一)、漕船木料的来源

洪、永时期海运船都是在“产木水便地方”打造，初行河运时也是如此，所用木材系就地取材。清江、卫河船厂设立后，所需木材“三年二派于各布政司府、州买办”[65]，“合用杉、楠等木俱派四川、湖广、江西出产处所，浙江、江南直隶不出木者买办送纳。福建亦有油、铁等料，无灾之年全派，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有灾之年减派”[66]。宣德六年(1431)行在户部侍郎王佐以“近工部定各处采修船材料俱送淮安提举司，地远近不同，恐致误事”，奏定“山东、河南、苏、松等处宜送淮安，江西、湖广、浙江俾就本处造船。”[67]除各地解纳外，景泰年间淮安设抽分厂，向经过商民船只抽取竹木、铁、油等，“应于造船者计四十件”，三十税一，以备修造漕船，后来改为折银[68]。成化七年(1471)又设杭州、荆州、太平三抽分厂，“管理竹木等物，每十分抽一分，选中上等按季送清江、卫河提举司造船”，后因竹木解送不便，各折抽银[69]，成化元年(1465)后因“各处灾伤，料价日缩”，军士不得不赔补造船。而当时“各处解纳杉、楠等木，远自川、广，经涉江湖，有在途漂流者，又有尺寸不及者，监收官拘泥成法，必求合式，致令解户经年往复，不获实收，至有鬻妻卖子，捐躯荡业者”[70]。成化十五年(1479)将杭州、荆州、太平三处抽分木植贸银送二提举司支用，并增加各地木价银三千两[71]，次年停止各地有司买办木材，将各处兑运粮330万石各加耗一斗，卖银供提举司造船[72]，此项银两被称为“斗米银”，同时仍解用抽分银两供修造漕船。此后造船木料都由清江、卫河提举司于各地收买。

一直到嘉靖中提举司都在仪真、芜湖或天宁洲收买木材。后因“工作繁兴，价值涌贵”[73]，大约在嘉隆之际改于湖广荆州及辰州等地收买。每年清江船厂采取招商认报的办法，预给官银、宪牌，并派厂官二员同往督押，后并由湖广粮储道协助买木。万历三十六年 (1608)周一龙任工部清江分司主事时还是由清江提举司招商发银， 但万历四十六年(1618)工部却说：“以招商属荆粮道，而以发银委荆有司”，并说“此旧例也”[74]，不知何者为是。买木时木商常“漕批漕银一领到手，辄先贩盐，希图厚利”，经常因此逾期数年之久，“及运木途中故意迁延，故将大木拣选私卖，或拖欠原报正额，或另觅小木抵数”，或“挑拣盗卖，打造盐船”。押运厂官也常通同作弊，造船厂官又“沽名节省”，压低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