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易正义》 [５４] ，“家人，利女贞”条，王弼注云：
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故利女贞，其正在家内而已。
孔颖达疏：
正义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谓之家人。利女贞者，既修家内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统而论之，非君子丈夫之正，故但言利女贞。
释彖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时，注云：
家人之义,以内为本。
疏云：
……家人之道，必须女主于内，男主于外，然后家道乃立。
以上注疏的基本出发点及其落脚点，都在于“家”、“家内之道”；在解释“男女正”至“天下定”一段时，《正义》中进而有“义均天地”、“道齐邦国”，“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的说法。
相比之下，程颐《伊川易传》卷三《家人》开宗明义，更突出地阐发了“治家”与“治天下”的关系：
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离，为风自火出，……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与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为家人之道；明于内而巽于外，处家之道也。夫人有诸身者则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为《家人》之义也。
其后又反复强调，“家者，国之则也”；“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则天下治矣”。
吕祖谦曾经说：“伊川云‘正伦理，笃恩义’，此两句最当看。常人多以伦理为两事，殊不知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所谓‘伦’也；能正其伦，则道之表里已在矣。”“若看得正笃两字，可以论学矣。” [５５]
朱熹在其《原本周易本义》卷二解释《家人》卦“利女贞”说：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 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
所谓“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所谓“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所谓“内正则外无不正”，清楚地说明了讲求“家内之道”、“正男女之位于内外”的目的，绝不仅仅限止于“治家”，而是意欲“治天下”。穷则善其身，达则济天下。 “正位”直接关系着伦常秩序的基础与化成天下的目标，因此，宋儒从来不将这一问题等闲视之。
（二）
宋代封赠官员母妻的制诰命词，一般来说，个别针对性不明显，却洋溢着强烈的道德教谕色彩。例如余靖《武溪集》卷一一《制诰》“百官妻”条目：
敕：夫家道正而天下治。盖国风之始、人伦之大皆本于夫妇也。……某妻某氏，柔明著美，淑茂流声；居无出阃之言，动有鸣环之节。作嫔良士，服我周行。宜开石 之封，以宠金闺之籍。俾其齐家辅国有所先后，则庶几乎治矣。
《华阳集》卷三一《外制》“封百官妻制”：
朕惟古者风天下之道，由夫妇始。以其辅佐之德正位于内，而王化之基乎！具官某妻某氏，贤而有行，宜中馈之吉。方予讲大典，郊见上帝，惟是中外之士，莫不献力以相予于成，岂非阃仪之助哉！今予命之以封君，其益思淑慎，以保尔有家之庆。
其它诸如“妇人之贤，室家所赖。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使其后世有《麟趾》信厚之风”；“举无失中，言必由礼。……兹使君子绰有成德” [５６] 一类文字，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些辞句虽然出自个别士大夫之手，但其中所反映的，通常是构成为时人共识的内容。通过这些制词，人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于“具官某妻某氏”操行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于“齐家辅国”的期待，是在强调“家道正”与“天下治”之间的关联。
王安石曾经说：“圣人之教，必由闺门始” [５７] ；司马光说：“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５８] ；陈襄也说：“致法于天下者，必起于闺门之隐” [５９] 。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似无根本分歧。教化自社会的基本单位起始，“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 [６０] 。推治家之法以临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自内向外推展伦理教化的必由途径，也就是元丰年间程颐与吕大临所说的“治体”：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６１]
在谈及“二南之诗”时，程颐说：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６２]
龚原在解释《家人》卦时，曾经将其与“二南之风”相提并论：“男女正而父母严，则父子有仁，兄弟有义，夫妇有礼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风所以具仁义礼智，由是道也。” [６３]
元祐年间，范祖禹向准备纳后的哲宗进《周易·家人卦》解义 [６４] ，集中详尽地阐述了“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
谨按《周易·家人》之卦，乃圣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
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义，阴阳之分也。……如此然后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故视天下如家，视百姓如身，爱人如爱身，治天下如治家。……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爱也。……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
推治家之法以治天下，首先是帝王之家的事。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们将“正家——治国”模式视为建立良好的整体社会秩序的必然取径，这正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所表述的：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南宋大儒吕祖谦在其《杂说》中也强调说：
今人须是就治家上理会。这里不治，如何是为学？尧称舜，让以天下，如何止说“刑于二女”；四岳举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谐以孝”。若是今人，须说舜有经纶大业、治世安民之事。 [６５]
只有把“正家”置于“天下国家”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清它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的真正意义。而男女两性被要求“正位”，从根本上讲，是由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正家——治国——化天下”的社会义务与整体格局决定的。
（三）
或许可以说，决定墓志铭所书写之内容的首先不是墓主本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而是墓志撰述者心目中认为应予肯定的女性品行。读到以女性（特别是主持家事的女性）为传主的宋代墓志，我们经常感觉到，其中所勾勒的形象并不仅仅“婉娩听从”，而往往严明肃正。
例如，《李觏集》卷三十《郑助教母陈氏墓铭（并序）》：
归于郑氏，生二男裁数岁而寡。姑老子弱，门内外事，一介必委于其躬。性严正，处之有宜。请谢姻戚，意厚谆谆。用福其家，以不失旧。
《王文公集》卷九九《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
夫人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盖其明辨智识，当世游谈学问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虽内外族亲之悍强顽鄙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犹知严惮其为贤；而夫人拊循应接，亲疏小大，皆有礼焉。
《彭城集》卷三六《林氏母黄氏夫人墓表》：
……林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