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料与论题的限制，本文所接触的女性，大多属于宋代的中层社会。相对于下层女性而言，她们所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更深，坚持“正位于内”角色的倾向更明显，维护传统秩序的意识也更加强烈。

就这一阶层的女性而言，她们个人的道德努力受到士大夫们远较前代充分的重视与肯定 [９６]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于包围着女性的整体环境秩序的强调，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个体为了家族整体秩序的付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崇高价值，我们也因此而注意到墓志作者笔下的女性由于丈夫儿子的成就、由于家族的敦睦有伦而感受到的“自我成就”。

如果不仅注意女性个人的事迹，也注意她们所长育其中且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结构，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交互重叠的影像 [９７] 。其中既有轮廓明显的限制“内/外”的秩序框架，又有她们寻求夹缝、寻求沟通，活动于内外之间的身影；研究者既看到家族结构与秩序对于女性的束缚挤压，体会到她们的无助与苦闷，又感觉到女性强化这种结构和秩序的努力。

宋儒强调作为理性法则的“天理”，期许着社会的进步，寄希望于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为之努力的伦理纲常秩序，视“正位”为家族成员的义务而不惜以牺牲个性发展作为代价。经常有学者注意到宋代某些妻子的“悍妒”行为，并且对其背后的原因作出过种种说明。而笔者则痛切地感到，在一家一户之内，女性或可有其个性张扬的氛围；但置身在包容万象的“常道”、铺天盖地的礼制秩序中，就其总体而言，女性真真是无所逃逸。当然，与此同时，男性也在这同一整体秩序之下被“正位”、被规范。

注释：

[１] 例如Ebrey, Patricia B.,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刘静贞“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1995年； Ko，Dorothy（高彦颐），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近代中国妇女史》第3期，页29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年8月。
[２] 柳立言：“浅谈宋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宋史研究集》25辑，1995年。
[３] 《原本周易本义》卷二《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
[４] “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1995年。
[５]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叙清河郡君》，陈氏培远堂本。
[６] “《书仪》实际是《仪礼》的通俗形式的延续，所以唐以后书仪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见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页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司马光《书仪》应即产生于继承改造唐五代时期综合性《书仪》的基础之上。
[７] 于鬯《香草校书》卷三《易》“家人卦”条下说，“家有二说”。《家人》之卦辞指内寝为家；而《彖传》则通指大门内为家。
[８] 司马光的限定，看上去较《内则》更为严苛；但在当时人眼中，似乎并不是这样。据司马光自己说，他“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司马温公集》卷六二《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而朱熹也认为“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最为适古今之宜”（《朱子语类》卷八四《论后世礼书》）。
[９] 有关唐宋女性墓志铭的比较研究，请参看Beverly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960--127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12—24.
[１０]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一《金华戚如圭母周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１] 《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六《渤海县太君高氏墓碣》，四部丛刊本。
[１２] 《王文公集》卷九八《楚国太夫人陈氏墓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本。
[１３] 《王文公集》卷九九《长安县太君墓表》。
[１４] 《王文公集》卷九九《寿安县君王氏墓志铭》。
[１５] 《栾城集》卷三二《西掖告词》“文臣升朝封父母妻”，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１６] 《居士集》卷三六《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中国书店影印本。
[１７] 《苏轼文集》卷一五《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华书局校点本。
[１８] 《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９] “幕后窃听”夫君谈话的当然不止这四位夫人，“窃听”者有，“从户窥之”者亦有，例见陈襄《古灵集》卷二十《夫人吴氏墓志铭》。
[２０] 《陶山集》卷一五《长寿县太君陈氏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
[２１] 《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
[２２] 例如《华阳集》卷四十《魏国夫人陈氏墓志铭》，《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
[２３] 按：据《宋史》卷二八八《孙沔传》，“沔居官以才力闻，强直少所惮，然喜宴游女色，故中间坐废。妻边氏悍妒，为一时所传。”这位边夫人，是墓志铭作者陆佃之“从母”。与人们习见的诸多墓志铭一样，文中充盈溢美之词，并不意外。但尽管如此，墓志中还是透露了夫妻关系间的一点消息：“（夫人）持家颇严甚，遇事以理取胜，虽公不能无屈。亦天下奇女子也。”又，对于孙沔征讨侬智高的作为，滕甫有《南征录》一书记述详悉。当然，有关这位边夫人的作用，书中只字未提。
[２４] 《四朝闻见录》戊集“周虎”。何氏的详细事迹另见于《山房集》卷五《永国夫人何氏行状》，所载略有不同。
[２５] 这方面的材料不胜枚举。作为一二事例，可参见《广陵集》附录《节妇夫人吴氏（王令妻）墓碣铭》，《李觏集》卷二四《建昌军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弥陀阁记》、《景德寺新院记》及《后乐集》卷一七《章氏行状》等。《丹渊集》卷四十《文安县君刘氏墓志铭》，所记载之女性“乡先生”，为生计所迫而教授生徒，但这种“职业”选择本身即说明了“内、外”之间可能的通达。
[２６] 《山房集》卷五《永国夫人何氏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２７] 梁治平在其《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一章《家与国》中，有这样的表述。见该书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２８] 参见《李觏集》卷三《易论第十三》、程颐《伊川易传序》、
[２９] 《徂徕集》卷七，中华书局点校本。
[３０] 《李觏集》卷三《易论第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３１] 参见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页3-4，学林出版社,1997年。
[３２]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页10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３３] 《礼记正义》卷一《曲礼上》，《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３４]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第二十九》贞观十四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３５] 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卷首《周易古经通说》第五篇“元亨利贞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
[３６]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中华书局点校本。
[３７] 《范文正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３８] 《范文正集》卷五《易义》。
[３９] 参见《伊川易传》中《艮》《颐》诸卦的解释。
[４０] 《张魏公集》卷四《紫岩居士易传》, 绵竹校刻本。
[４１] 《伊川易传》卷三《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４２] 《南轩集》卷三《阃范序》，国学基本丛书本。
[４３] 《李文公集》卷四，四部丛刊本